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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书笔记 初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感觉王亚南先生开篇就介绍了何为官僚政治，对官僚政治的概念等进行了界定，之后就对世界的官僚政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接着就开始对中国官僚政治进行研究解释了。其实王亚南先生在这本书中是为了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何为官僚政治？其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消亡（或转型）？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何基本特点？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王亚南先生在本质上希望通过对官僚政治进行研究从而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提高借鉴。 论所谓的官僚政治 王亚南先生在这一篇中界定了官僚政治这一概念。王亚南在书中开篇便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维拉斯基在《社会科学大词典》中对官僚政治的定义来为自己的讨论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动机，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某图利益的勾当。”1以此为基础，王亚南进一步将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技术的层面讲，是指“官僚主义的作风”，具体表现为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个层面则是从社会体制的层面讲，指的是“官僚主义的政治制度”，即是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为自己图谋私利的政治制度。王亚南在全书中重点讨论分析的对象则是后者，即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官僚政治。王亚南先生从政治史的角度开始论述：从欧洲最早出现的国家——希腊的奴隶国家，再到中世纪，接着又讲到中世纪末期。说明了“在专制政治出现是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就必然会相伴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2在这里他表示不同意拉斯基教授关于的“官僚政治是贵族的产物”，然后他以英国和法国的相关历史证明他的观点。这一篇的最后王亚南先生说他的这种观点是基于典型官僚政治而提出的，“至若像晚近德意诸国独裁统治下的新官僚政治”并未涉及3 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共分为四个小节进行叙述。“本篇只打算就现代各先进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官僚政治的史实扼要加以解述，对于晚近法西斯诸国统治下的新官僚主义只想顺便提及，因为的目的仅在于借此显示官僚政治在中国过去和现在具有具有那些不同与一般的特质”4先从英法两国说起，接着是较为“迟钝”的德俄。“英国的官僚政治毕竟表现得最为的平淡无奇”5当然法国也不成样。德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处于“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俄国直到彼得大帝同叶卡捷琳娜才把专制统治奠定起来。等到外国资本进来了，新型的金融寡头支配因素，便参组在尚待蛹脱的传统社会生产关系或政治支配形态中。也许就因此故，我们一见到前述帝俄后期的官僚政治及其弊害，就仿佛格外感到是“吾家故事”。所以，尽管不少的历史家，从俄国是一个西方国家兼东方国家来解释它的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特异性，而我却宁愿就社会史的立场来说明它。在第四小节，王亚南先生谈论了美国国内有识人士已经抱有一种隐忧，表示着不会在资本初期发生这种政治形态，却有可能在资本末期发生这种政治形态。他在第三篇开始揭露“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体现在它的三种性格之中：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对于延续性，它发生或形成过程的起点就是秦，秦得“策士”、“处士”或封建官僚之助而成就一统大业，实现专制的官僚的政治局面。前后延续两千多年，它的这种延续性与其包容性及其贯彻性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政治之所以能显示出其包容性与“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 ，“我们得讲到比较狭义上的诸文化事象”等有密切的关系。关于贯测性用社会学家的说法比较合适“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 前面三篇主要是介绍性的内容，为了让读者对“官僚政治”、中国以及世界的官僚政治有初步的了解，以便王亚南先生接下来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分析研究。第四篇“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第六篇“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可以看出作者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对官僚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哲学原来便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与逻辑相结 合的手法，既探讨官僚政治的历史过程，又发掘官僚政治的内在精神。他在第四篇中以三个问题为线索，指出“封建的地主经济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从秦朝开始的”，而这三个线索便是：“（一）专制官僚政治作为一个社会体制来看，一般是产生在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我们如其不能把秦汉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理解为那种性质的过渡社会，则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究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如其秦汉及其以后的社会仍是封建的，在那种封建社会基础上为什么也能产生专制官僚政治？它与一般封建制的基本不同点何在？ （三）由中国封建制的特殊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制的中国专制官僚政体，直到秦代始当做一个社会体制实现出来，其实现的历程如何？在秦及其以后诸王朝的封建制是否完全是地主经济的？如其不然，将作何解释？”6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 顺理成章的，王亚南先生就在第五篇“ 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中谈论了二者的关系。在皇帝的授权下，中国的官僚阶层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那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因此其内部利害关系表现出一种冲突性，彼此猜忌性。从而“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于全体官僚之间”以“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显然就是“一般官职的精神”了。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要展开那种作为中国官僚政治所由遂行的一般官制的研究，最先就得披览一部“孔子御用史”的篇章。而官僚政治与“孔子御用史”存在怎么样的联系呢？ 王亚南先生在第六篇就解密了官僚政治与“孔子御用史”丝丝缕缕的关系。看到这里其实就能体会王亚南先生写作是手法了。此文是分篇分节的写，但是却在字里行间承接下文，回扣上文。第六篇中两条线同时进行，官僚政治发展史与儒家发展史同步铺开，相互印证。他认为“最便于专制”的便是儒术。稍微仔细分析起来，就知道它备有以这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 （一）天道观念； （二）大一统观念； （三）纲常教义。 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是官僚政治是思想基础。 儒家不言鬼，不言神，却倡言“天”。言神，在神学范畴，言天，进了一步，在玄学范畴。单是把帝王或天子的存在地位神秘化了、神圣化了还不够，必得使他的官吏们，使他们大家所由进行统治的政治秩序，也都取得一种“玄之又玄”的或“先天的”存在依据才行。最后，儒家思想把皇帝的统治合法化，神秘化了，进而使得官僚政治延续两千多年。第二点也使大一统思想溶于民族血液之中。但是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愈大，要使宇内道一风同、心悦诚服就愈感困难。对于纲常，纲常之教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上看，只有君臣的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b4234cacc7931b764ce1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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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