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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诗歌研究史 通俗地说，宋代诗歌研究史是研究与宋代诗歌相关的学术研究史。它的研究对象，是对宋代诗歌及其相关领域、范畴进行研究的诗论、诗话、评点、专著、论文等历史记录；与研究相联系的具体信息载体形态，可以是书籍、论文等文本形态，也可以是石刻、碑帖、题壁等物质存在物。如果按照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的观点，则宋代诗歌研究史要对历史上对宋代诗歌作者、读者、作品、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内容进行研究的所有信息存在形态进行研究②。如果再参以艺术生产理论，则凡是关系到与研究诗歌写作有关的制度、物质条件、传播手段与途径等方面的研究，都应该是诗歌研究史关注的研究对象③。面对如此广博的研究内容，如此丰富多样的信息载体形态，要想从中抽绎出若干研究性结论，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研究话语体系。显然，对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体系以及具体研究所用术语的界定，就成为我们撰写宋代诗歌研究史的前提条件，这关系到我们研究成果的质量和价值，也是判断我们所要进行的研究是否具备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下列问题，就成为我们进行诗歌研究史研究的基本前提： 宋代诗歌研究史要研究哪些内容？诗歌研究史撰写应该坚持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是什么？对历代的宋代诗歌研究成果再进行研究，其价值和意义何在？评判历代学者对于宋代诗歌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成果优劣的立足点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着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而作为价值的认同，又是当前衡量一门学科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关键所在。而要对撰写诗歌研究史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予以厘清，则必须拓开视野，首先从对学术史的撰写体例、治学方法入手，来从根本上解决对上述问题的认知。由此而言，从学术研究的基本文献出发，通过史的追述和概念的辨析来把握学术史的撰写体例、研究方法，是很自然的了。 要撰写某一学科门类的研究史，是相当不易的。前代很多著名的学者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以经学研究为例，清代学者皮锡瑞就以为：“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④皮氏已经认识到，要对经学史进行总结，就必须做到“考其源流”、“通古今之变”、“别其得失”，只有这样，才能对经学发展的历史有正确而全面的了解，获得“从入之途”。由此看来，我们要从事宋代诗歌研究史的研究，也必须考其源流，以明通变，以别得失，以方便宋代诗歌研究者。学术的研究，总是建立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以求真、求实、求变为目的的。 就学术史的编撰而言，西方学者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拿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来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民国时期的文学史经典著作，若论其渊源，则多少受到了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据有关统计，日本人在1900年前，至少已经出版了6种以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⑤。朱自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⑥而日本学者撰写文学史著作又是深受西欧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著作的影响的。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学史，又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民国学者的观点，在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方面，受到了民国时期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很深的影响。由此而言，我们现在主流的文学史，包括研究理念、学术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撰写体例，都染有西方文学及其文学史架构的痕迹。鉴于以西方的学术研究体例和学术理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往往不尽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很多著名学者掀起了撰写属于中国文学史的热潮⑦。不仅仅是文学史的研究如此，几乎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表现出了撰写学术史的热潮。仔细想来，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固然是世纪之末的学术总结传统使然，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有识见的学者力图开创撰写中国特色学术史的有益尝试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以西方的标准来观照中国学术的实际，往往有削脚适履的弊端⑨。由此理应抱着“历史之同情”，对世纪之交的学术史撰写热潮多一份推许与理解了。 新世纪以来，很多有见识的优秀学者顺着这一研究风潮“接着说”。学者们注意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等进行学术研究，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文化传统和学术承传特征，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分析和判断，涌现出了大量的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一思潮，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则表现为实证研究与思辨分析并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鲜明时代学术特征。张立文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总序》提出了新时期编撰学术史的治学理念，值得重视。在该书的《总序》中，张立文主张从整体性、时代性、超越性、真实性、和合性等角度，来“自己讲”、“讲自己”、构建“中国学术史”，明确提出“立中国学术主体之道，走中国学术自己之路，建构中国学术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范式。”⑩如果承认学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以为，只要人类文明延续的脚步不停息，学术研究就会继续。因此，如何做到“接着说”，进而推进学术事业往前发展，仍旧是个历久弥新的命题，而“说什么”、“如何说”，亦仍旧是我们研究学术问题的重要立足点。 应该说，强调从文献出发、从民族品格出发和从不同学术特征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学术，其主流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这一原则，就会发现面临的问题十分繁杂，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百多年来我们治学的理念、思维方式、科学分类的标准等，受到了西方分析型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更主要的是，如果一切从我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传统学术史的撰写，必然会涉及学术史研究中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话语体系问题，包括研究体例、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研究所针对的现象，以及研究所依据的材料等一系列研究范畴，这无疑是个系统浩大的工程。新时期以来，虽然由于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史研究方面，产生了大量的、质量不等的研究成果，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学者对于学术史的了解不同，加之有不少学者习惯于大而化之地“我手写我口”，由此造成了学术史研究理念和撰写体例、研究方法的极大不同。当然，由此而表现出的“百花齐放”确实也是学术复兴的表象，不过，研究成果所展示出的标准混乱、缺乏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不良倾向，已经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生存状态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值得重视。 由此可见，要想撰写出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且质量较高的学术研究史著作，理应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经验和中国学术文献的实际，在此基础上，争取厘清若干概念，并据之确定研究理念、研究方法，进而设计出比较符合科学规则的研究体系，实在是事关学术史研究的大事，不可不首先予以解决。 从中国古代文献来看，正史之“书”、“志”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是比较相近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于专记文物制度，此有与吾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11)历代作者都感慨于“志”书写作的不易。宋郑樵引梁代江淹言，论及史“志”的价值及撰写困难的原因：“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12)郑樵尽管为了写作《通志略》穷尽心力，也还顾虑于体系的建构问题，唯恐有所欠缺。而刘知几干脆对历代史书中的“书”、“志”评骘一过，他以为：“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为工，榷而论之，皆末得其最。”(13)由此可见，对学术史撰述体例的安排，是非常不易的。惟其不易，对历代史书中的“书”、“志”撰写方式进行研究，会对我们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经验。 《史记》“书”体建立了中国正史重视学术史的传统，而《汉书》变《史记》“书”为“志”，则奠定了我国正史中考辨源流、辨章学术的撰写范式。后世史书，虽“书”、“志”名称几经变化，但正如刘知几所云，是由于作者“爱奇，耻于仍旧”造成的，其基本意图则未变(14)。因此，对《汉书·艺文志》编撰体例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史志类“前”学术史的编撰特点。《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对刘向父子所撰《七略》继承、改造的基础上写成的。班固将《七略》中的《辑略》拆散予以重排，将《辑略》中的“总序”置于全书之前，“大序”置于每大类之后，“小序”置于每一小类之后。这样，人们在阅读、使用这一类目录时，就能够了解其学术源流，洞悉其学术发展脉络。诚如清代章学诚所言：“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5)在每书之下，班固将《七略》的解题简化为“小注”，作为对书目的简要说明，其小注内容广泛，涉及书籍的各个方面，对作者的生平、时代、学术源流、书籍真伪等各方面都有说明(16)。 宋代禅宗对诗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禅宗在宋代广为流传，对诗歌艺术造成深刻的影响。宋代士人禅悦风气鼎盛，作为文化主体 的士人担任起诗与禅间沟通的桥梁，并为诗禅关系间的主导者。诗禅两种不同领域间的交涉，除了时代社 会等外缘因素的促进，主要建立在内在性质的融通上。在诗禅会通的基础上，宋代诗歌对禅宗思维及方法 产生借鉴与学习。因为禅学的参与，「以禅喻诗」的流行，使得宋代诗歌理论产生活参、饱参、妙悟、活 法等新的概念。宋代诗人广泛而熟悉的应用禅宗思维与禅门方法，促进宋诗论呈现不同于以往的面貌，在 实践创作上则丰富了诗歌的构思取材、意境内容。禅活泼泼的思维带来机变灵活、透脱鲜活的启发，为重 意尚理的宋诗注入机智圆活、生机活泼的因子，体现宋诗特有的风貌。 宋文之所以能取得“集大成”的成就，这与宋主好文，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北宋前期犹袭五代文弊，由于宋主重文，到了北宋中期宋文已开始全面繁荣，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便是明证。即使北宋为金所灭，宋文的发展也未受到太大影响，南宋前期的成就几乎可与北宋中叶媲美。只是到了南宋后期，文体渐趋卑弱，但到了南宋灭亡之际又出了文天祥等爱国文人，出现了《指南录后序》、《西台恸哭记》之类的光照千古的名篇。宋文的发达也与宋代思想相对较为自由有关，文学上的文与道、骈与散、难与易之争，思想领域的儒、释、道并崇，科举考试内容的长期争论，而多数时间是诗赋与经义策论并崇，都对宋文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ebcb93a4731b90d6c85ec3a87c24028915f85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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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