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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最初和我国古代社会的颂神敬祖有关，“诗言志”的较完整表述，见于《尚书·尧典》中这段话: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尚书·尧典》的成书过程，后世学者推断“诗言志”的观念有可能在周代就开始孕育了，“诗言志”后来见于《尚书》《庄子》《荀子》等我国典籍，“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指出：就诗歌理论而言，“‘诗言志’是开山纲领”。 [] “诗言志”的传统开始起于周王朝的用诗引诗献诗，后转到作诗教诗论诗，孔门诗学观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在儒家文论代表作《毛诗序》中论述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至此，“诗言志”得到阶段性完整归纳与表述，理论形态基本定型，后被历代诗论家进行丰富的界说和再阐释，后世不断强调和发挥，使得“诗言志”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诗学命题。 古老的“诗言志”要求诗歌表现人的主体胸怀，抒发诗人的情性、志向、怀抱，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逻辑起点，在我国诗歌理论史上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引导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当代诗人和诗评家有必要对它的内涵和特点进行学习，对“诗言志”对我国古代诗论的影响进行梳理，在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时吸取有价值成分。我们首先来看“诗言志”之“志”的内涵。 诗言志 历代论诗“开山的纲领”是什么？朱自清认为是《尚书·尧典》中记载的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的话：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其中诗言志之“志”，闻一多认为有多重意思。其一是怀抱，即是说诗歌的意义之一就是抒发怀抱。汉人郑玄注《礼记·学记》中“一年视离经辨志”的“志”为“心意所趣向”，也是这个意思。诗歌这一文体，其抒情功能由此得以奠定。《毛诗序》中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段话，已经把诗歌的抒情功能充分地凸现出来了，“情”成为了“志”的内在动因，历来引用者众。可以想象，后来陆机在张华的影响下于《文赋》中提出“诗缘情”，应该也是依循这思路，并朝前迈进了一大步——抒情成为了诗歌首要而本质的功能。在陆机之前，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可以说是诗歌的功能阐释从“志”过渡到强调“情”的一环吧。 开山纲领中诗言志之“志”，先秦两汉人认为也是记录、记识事物的意思。汉人郑司农在《众》中注《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一语说： “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 这种理解，在《孟子·离娄》中可以找到支持：“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很明显，孟子认为诗这种文体是具有记事功能的（《春秋》是史书，其功能毫无疑问是记事：孟子说它是继“诗”而来）。事实上，汉人认为《诗经》三百零五篇，几乎篇篇都可和历史上的人与事联系起来，即使是“风”中那些现在看来明明纯粹是抒情的篇什，也担当着叙述、记录某一历史事件的功能。譬如，现在看来完全是女子戏谑情人的《郑风?褰裳》，《毛诗序》说：“《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郑玄《笺》则蛮有把握地说：“狂童，谓突与忽争国，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呵呵，忽突争国之事，与《褰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嘛，怎么弹着花子扯，也无法把二者扯上关系呀。 那么，汉人是怎样把这抒情和这具体叙事扯上关系的呢？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原来，诗歌抒发怀抱的抒情功能，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受到“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教条的严格限制——诗，一直处于其社会政教功能的庞大阴影笼罩之下。《毛诗序》这样叙述诗的政教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将个体抒情与叙事联系起来的内在文化逻辑，则是：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唐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为一人言之。” 看看吧，在先秦两汉人的文化中，“一国之心”就是这样替代、驱逐了“一人之心”，换句话说，“一人之心”只有被转化、同化成合乎礼义的“一国之心”，才在理论上获得了成为“怀抱”的可能，才有资格被抒发。对于像《褰裳》这样的被夫子删定的“诗”，当时人们之所以不肯或者说不敢承认其纯粹的自我欢娱性质，而是非要譬附在突忽争国这样的历史事件上不可，也就勉强可以理解了。 正因为如此，汉语诗歌的源头性阐释中，并不存在什么抒情与叙事的功能分野。从好的方面看，它要求诗歌写作将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要求此一世界与一个更广大、开阔的世界进行有效交流。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有强迫性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有隆重的文化专制阴影，一个“志”字，既缩减了二者的方法论差异，又诡异地将二者归并在一起。 情的丰富性可以永远被这样被劫持吗？当然不会。后世的诗人，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方式来对志或怀抱作出另一番阐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宫体诗（尤其是其艳诗部分）的发生、发展及其衰亡，当别有一番兴味。但不管如何，古典汉诗传统中，这种阉割式的对“志”的要求的源头性在场，必然会带来一些情感形态上的结果。譬如为什么古典诗词那么沉湎于“悲慨”而绝少“欢娱”？为什么它和西方诗歌源头（如荷马史诗）相比，几乎看不到那里反复强调的个人的“尊荣”？面对时间这一诗歌母题，汉语古典诗词为什么总是一味虚无，听任个人主体性被无差别消泯，而歌德，却会发出让时间停留下来的强大吁请？……林林总总，从源头性的对诗言志之“志”的理解这里开始梳理，经过一番跋涉，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躲躲闪闪的小径。 甚至，在汉语新诗的社会命运中，也可以依稀见到那种阉割式的对“志”的理解的幽灵，只是发难者，借用了一些新时代的时髦外衣而已——不足百年的新诗历程中，诗歌的现代性屡屡遭到这一幽灵袭击的事件，可以说绵绵不绝。就是当下，不是还有人要求诗歌必须回归人民，要求诗人必须写群众看得懂的诗吗？唉，那是怎样的人民呀！事实上，“一人之心”被同化成“一国之心”的潜在要求，那种将社会政教功能完全凌驾在诗歌的诸种文体功能之上的想法，恰好是与新诗的现代性内核——人的主体建设背道而驰的。对于意识经验类型仍然处于那阴影中的人，我的建议是：请购买时光穿梭机，然后赶紧行动，回到先秦或两汉去吧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0be2c91daef5ef7ba0d3c4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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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