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论文 王国维》，欢迎阅读！
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几点看法 中国的传统学术，在经历了清末的低迷徘徊之后，终于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被重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学大师也崭露头角，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星，闪耀在那个尚属黑暗的大地。王国维——众多耀眼明星中最为独特的一颗，便是这篇文字的主角。他著述的《人间词话》，一出世便惊世骇俗，即便到了今天，亦是有振聋发聩之功效。 《人间词话》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美学论著，其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提出了“境界”说，这也是王国维最为得意之观点。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影响，就连其文字中透露出来的悲剧色彩和悲剧精神也来自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人间词话》的理论内涵和表述方式是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但它的词学理论的深层哲学根基则是来源于叔本华哲学美学。 王国维在这一西学影响下，更加深了其文学的思想深度，这一点不光体现在其《人间词话》中，在其词集《人间词》中也可以看出来：“人间”、“人生”是王国维《人间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这其实暗示着一种对人生进行叩问的哲学况味，与屈原之天问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人间词话》是对《人间词》之创作感悟和艺术经验的理性概括和理论引申，其境界则又有不同。接下来便以此为背景，来简要谈谈对《人间词话》中比较感兴趣的几点看法。 一、写境与造境 《人间词话》开篇即道：“词以境界为最上”。对于“境界”二字，王国维本人颇为自负，他曾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而对于境界，则有分为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毕竟较为熟悉，这里便不做赘述。然造境与写境两种境界，则确实体现了王国维超强的概括能力。写境即写实，造境即造虚，古往今来，无论是写诗还是作词，无外乎此两种手段。今天所谓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根植于此。 但写境和造境其实并非王国维的原创，关于“虚实”的论断，梁启超在1902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便已经提到，他认为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两种，还说“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者也。”王国维将这一观点拓展到词的创作上，虽不得首创之功，却也称得上眼光独到。 另外，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叔本华哲学对他的影响。叔本华将世界分为“意志”和“表象”，表象系万物之实体，意志系体验万物及情感之必备，这或许也是王国维“写境”和“造境”的来源之一。而意志和表象又难以有明确界限，两者相互依存，故王国维又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乡也。”虚虚实实，方是诗词之大境界，这便是王国维所要表达的观点。 李白善造镜，因此读其诗，动辄便会看到“白发三千丈”、“桃花潭水深千尺”、“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样的句子，创造一种夸张的境像来抒发满腹豪情，自是不凡；杜甫善写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些诗句能将眼前所见所闻真实地再现出来，亦是别有一番滋味。然而试想如果诗词仅从“写境”或“造境”这一个角度出发，则会出现“有佳句而无佳篇”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毕竟虚实结合、有无相生才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哲学之道。 如此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中，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了，因为“红杏”、“枝头”、“春意”为实写，唯一“闹”字，是诗人苦心经营造出来的境像，一瞬间将三个意象写活了，读者的脑海中会马上浮现出红杏争先恐后地生长的这样一种动态感，一句之中便能结合虚实，又能寓动于静，自然体现诗人功力。我们常说的“诗眼”，其实大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在实写中置入的虚境，给人以一种朦胧的美感。同理，“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中的“弄”字，也是这个道理。 二、游戏说 关于游戏说的论述，王国维将其置于《人间词话》未刊手稿中的最后一则。与开篇的“境界”说不同，关于游戏说，《人间词话》中并未有太多的论述。但其重要性却丝毫不亚于境界说。如果说“境界说”还仅仅是从诗词的艺术形象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游戏说”则直接质问了文学的本质与起源。文学起源于游戏，也应回归于游戏，这是王国维给出的答案。 当然，这一学说王国维接受了席勒、斯宾塞等人的思想，认为“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由此将文学创作置于一种超功利的地位。他认为既然诗学是游戏，则必须“热心为之”，还需要“诙谐与庄重”两个性质并存。这便是超越他人眼界之处，“诗庄词媚”一说的地位，想必盛极一时，但王国维终不为前人之言蒙蔽双眼，认为诗中也要有“诙谐”的一面，这与他讲求为诗作词务必要“真”这一点也大有关系。而“诙谐”恰恰也是体现诗人“真”的一面，如果诗人只是一味板着脸说圣人言，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而王国维的这种境界，自然比许多时人要高出许多。 其实古今大家的作品，细细品味后都能体会到作者亦庄亦谐这一点。苏轼在唱罢“大江东去”后，也有“家童鼻息已雷鸣”这样的无奈；辛弃疾赞叹“气吞万里如虎”之余，则也有“问松我醉何如”这样的醉态。这不是小孩心性，此乃大家风范。 王国维的“游戏说”是非功利的，这一点暗合了他之前的观点：“词人观物需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这便还是强调即便是作词，也要秉持诗人的“真”性情。什么是“真”？小孩儿做游戏便是最“真”，既庄重亦诙谐也是真。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也提到了孩子的游戏与作家的创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作家的创作无非是孩子长大了之后“游戏”的一种替代品，是心理愿望达成的另外一种方式。两人提出个观点并非完全相同，却有相通之处。 三、词人与作品能否对号入座？ 《人间词话》中有一个观点令我印象深刻，同时本人也对这个观点存有疑问。王国维在下卷第43则中这样说道：“《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工不能道也。”简单的说，便是王国维认为“独倚危楼风细细”这首词是欧阳修的词，而非柳永的词。其原因是柳永人品不好，其吟咏的词也只是如《玉女摇仙佩》这样的艳词而已，如何能够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境界？ 我们从词的角度来入手，便能发现王国维的这种推论是有问题的。他因为柳永的“愿奶奶、兰心蕙性”这一句便说柳永的轻薄子，显然过于武断了。我们说柳永每日混迹于歌楼舞榭，为人或许确实不甚正派，但类似这种枕边发誓的话语岂独柳永一人道哉？《诗经》里关于男子对女子的誓言的诗不在少数，最为出名的便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敦煌曲子词中也有“枕边发尽千般愿”（《菩萨蛮》）这样的词句。由此可见，这样的艳词，并不是柳永首创，至于因此便说柳永人品欠佳则实在欠妥。 即便柳永人品真的不好，这种依人断词的评论方法也是不甚恰当的。文章写得优劣有时与人本身素质的良莠未见得便有太大的关联。否则又将如何解释“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呢？难道自古以来，人与文不相符合的仅潘越一人而已吗？显然这个推论是不正确的。就像屈原在《离骚》中说的那样：“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如屈原这般注重操守德行的人尚且需要在“内美”的基础上进一步去“修能”，又何况他人呢？故而一个人的德行与其文章作品之间的关联并非是绝对的。所以我们说，依人断词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未有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不可妄自对号入座。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理论有着广泛的适应性和普遍性，虽然其中某些观点本人尚不能苟同，但其独到之处也确实为今人所称赞。因此即便到了今天其思想也依然保持着其生机与活力。他的思想与叔本华的哲学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在带给他以敏捷才思的同时，也在其心底植入了一层灰暗的影子，不得不说，这对其日后的自杀并非一点关系都没有。斯人已逝，唯有一本《人间词话》，留予后人细细考悟，倒也算得上是在我们为其身世唏嘘不已的同时平添了几分慰藉。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57710d6a417866fb84a8ef8.html
下载此文档
搜索文档
阅读：
文档下载
2022-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