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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神》看郭沫若对中国新诗创作的作用 1921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步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新诗集，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诗集之一。它以鲜明突出的时代精神、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新颖自由的艺术形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创了一代诗风。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而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则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 闻一多就对《女神》做出了高度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事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女神》中的大部分诗篇都充满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充满了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深恶痛绝。诗人身为弱国子民在日本留学，“读的西洋书，受的东洋气”，早就盼望中国能够尽快强盛起来。诗人不仅猛烈抨击旧世界、旧事物，而且对自己的“旧我”的批判也毫不留情。 《女神》在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具有独创性，这主要变现为其雄浑豪放的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即所谓开一代诗风的“女神体”。《女神》是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开山之作，开拓和形成了浪漫主义新诗流派。它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独树一帜。它强烈的感情，伟美的艺术形象等对当时和后来的浪漫主义诗人发生重要影响。 《女神》在诗歌形式上，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创造出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女神》是自由诗体的一个高峰，为诗歌的革新和创造树立了榜样。它完全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郭沫若主张诗要“写”，不要“做”，他说：“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这是针对旧诗格律形式而言的，并非无视诗的自身特点。所以他同时又说：“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由它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他还认为节奏是诗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又说：“我相信有裸体的诗，便是不借重音乐的韵语，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整好适合变现眷恋之情；《凤凰涅槃》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女神》的豪放风格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的风格。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恣肆。它的美是一种壮美，男性的阳刚之美。 总之，《女神》以它充满时代精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成功创造，奠定了白话新诗的正宗地位，使新诗真正具有了现代品格，并开拓了新诗发展的广阔前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6e6d2250722192e4536f6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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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