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例外与常规》看布莱希特的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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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例外与常规》看布莱希特的陌生化

作者:何玉蔚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5



作为德国最具震撼力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不仅给现代剧坛注入了蓬勃生机,也是对西方传统戏剧的一次颠覆性突破,的确,布莱希特的戏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对戏剧理论的创新以及他创作的一批独具魅力的叙述体戏剧,其核心就是著名的“陌生化”。

一般认为,“陌生化”由布莱希特于1936年在他的论文《中国戏剧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他认为传统中国戏剧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作为发展叙述体戏剧的一部分,已被用于他的戏剧创作中。“这一努力的目的在于采取一种表演方式以阻止观众将自己简单地与剧中人物相认同。对人物行为和话语的接受或拒绝必须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黑格尔在《美学》里谈到艺术象的创作时指出,“真正的自由的个性,如理想所要求的,却不仅要显现为普遍性,而且还要显现为具体的特殊性,显现为原来各自独立的这两方面的完整的调解和互相渗透,这就形成完整的性格。”这里所说的的完整的性格也就是人物典型,这样的人物典型从整体看,每个欣赏者都可以从中见到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从个别看,欣赏者又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受黑格尔影响,在人物塑造方面提出:“在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形象地指明了文艺作品中典型人物所具有的辨证内核,而英国理论家约翰·魏勒特则认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来自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派的“使之成为奇怪的手法”一词,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言人什克洛夫斯基在其1917年发表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把艺术的手法规定为陌生化。他认为艺术不是别的,就是手法,这种作为手法的艺术可以用“陌生化”来说明。他认为:“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这里所谓的“奇异化”也可翻译成“陌生化”,但什克洛夫斯基用于解释艺术所使用的“陌生化”更多是局限于美学领域或形式意义上的,因此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陌生化理论对布莱希特有所启发的话,也基本上局限于艺术形式美学意义上。

布莱希特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有密切的联系,对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的创作思想并不陌生,另外,1935年布莱希特受希特勒迫害流亡到莫斯科,而同年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应苏联邀请到莫斯科演出,梅兰芳主要演了《宇宙锋》、《打渔杀家》、《贵妃醉酒》等六出戏,体现了他表演艺术的全部精华。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大受启发,写下了《中国戏剧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写到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把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的来龙去脉梳理的清楚明了,但实际上远比我们梳理的要复杂微妙得多。下面我们以他的《例外与常规》加以分析说明。

《例外与常规》是布莱希特早年教育剧的代表作,完成于1930年,它通过一个商人企图霸占油矿并虐待替他带路的向导,杀死一路上为他载重的苦力的故事,展示给我们的常规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而善良、仁慈、友好、本分则是例外,该剧虽是布莱希特早期的作品,但从中我们已能明显看出他的“陌生化”。

《例外与常规》篇幅很短,翻译成中文不到三十页,一共九场戏,剧作一开始就通过众演员之口把剧情告知观众,即:一个剥削者(商人)和两个被剥削者(向导和苦力)所做的一次旅行的故事,并郑重提醒观众:“请准确地对这些人的关系加以审察,不陌生的事情要另眼相待,习以为常的要当作难以解释,即便是常规也要视之为不明不白。就是那些细微的举动,看


来似乎简单,但也要怀疑置之!对司空见惯的事情,要特别问问这是否需要!我们特意请求诸位莫把每时每刻出现的一切都当成顺天合理的事情!因为处在这样血污一团、颠倒混乱、胡作非为的人类被剥夺了人权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称得上顺天合理的事情。没有任何能够算作不可改变的东西存在今日。”。随着剧情的向前推进,商人对向导和苦力的怀疑和虐待也越来越重,他担心向导和苦力联合起来对自己不利,在半路解雇了向导(第三场),为赶时间用枪顶着苦力的脊背强迫他渡河并使之折断了一支手臂(第五场),当苦力向他递水壶时商人满脑子想的是苦力一定会报复他,把水壶当成了石头,认为苦力是要谋害他,于是开枪打死了苦力(第七场),而法官在审案时(第九场)却宣判:“苦力走近他的主人的时候拿着的不是石头而是水壶。这就提供了证据,我们相信苦力是想用水壶打死他的主人,而不会是递水给他喝的。”因为他按照常规去推理:“常规就是:以牙还牙!笨蛋才去等待例外。要敌人给他水喝,有理智的人就不这样等待。”法官的推理似乎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但恰恰制造了冤案。因为正如向导所唱:“在他们写的法律里,人道就是例外,谁要是同情别人,谁就要受害。”斯·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指出:“一个人道主义气质的人是太易于听任事件摆布的,这样就使暴力有机可乘”,而在此剧中善良本分的苦力不但使暴力有机可乘,而且还使自己命丧黄泉,而法官代表的国家法律却以貌似公允的判决认为苦力是未遂的罪犯,驳回了他妻子的上诉。人道主义,作为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它肯定人类优秀的传统品质:“善良、仁慈、友好、公正、勇敢、智慧。”人道主义始终是人类优秀的传统思想,也是人类伟大的思想,但在布莱希特笔下人道主义却成了致苦力于死地的一服毒药,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毛骨悚然的事件,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荒谬怪诞、无所适从的世界。所以,在此剧的结尾,众演员再次提醒观众“不陌生的事情要另眼相待!习以为常的要当作难以解释!俗事你们应该惊讶。常规也要视为滥用去辨识。凡是你们认清了滥用一切的地方,那儿就有了救药。”首尾对应,浑然一体。

“陌生化”是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的核心,在国内的翻译中又被称为“陌生化效果”、“间离效果”等。它主要有两个内容,既指表演技巧,又指编剧技巧。前者指演员在感情上与角色保持间离,使演员和观众都保持清醒的分析判断能力;用于编剧上,就是指剧作家选择常见的熟悉的事件当题材,然而却并不从习以为常的角度去观看和认识它,使观众感到陌生,产生惊异,受到启发,突然省悟,从而引起思考,让观众认识到这“司空见惯”的东西要加以改变。在他那被称为“新诗学”的《戏剧小工具篇》中,他多次谈到陌生化:“陌生化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反映:对象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又把它表现为陌生的。”地还认为:“长期未曾改变过的事物,似乎是不可更改的。我们到处都遇到一些过于理所当然的事物,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它们……戏剧必须借助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反映,激发这种既困难又有创造性的目光。戏剧必须使它的观众惊讶,而这要借助一种把令人信赖的事物陌生化的技巧。”并指出:“事实上,人对人的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剥削,全球范围的战争屠杀和各种形式的非武力的践踏人的尊严,这一切几乎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很遗憾,面对这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不像对其它自然现象那样具有创造精神和机敏才智。”在《例外与常规》中,布莱希特就把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案件做了陌生化处理,使观众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有常规就有例外,如果处理问题都按常规判断的话,很可能走向麻木不仁的想当然状态,从而丧失了分析判断的能力;另外,常规也不是永远的,它是众多的例外的组合,所以应该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多少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认识的?从而使观众清醒地审视自己的生活,清醒地审视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发现问题,并用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机敏才智去解决问题,使社会更加完善美好。

以上对《例外与常规》的分析侧重于编剧方面。虽然,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是在1936正式提出,但“陌生化”的创作思想早已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比方说,布莱希特1928年创作的《三角钱歌剧》,这个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剧作的结尾——女王赦免强盗头目麦基,这样一个似乎不近情理的结尾,就是一个明显的“陌生化”手法,它意在讽刺暴露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同时也是在提醒观众:匪徒、乞丐、妓女既钩心斗角也互相狼狈为奸,他们还与警察当局沆瀣一气,这条链锁竟然一直延伸到以女王为象征的最高统治阶层,而到1930年的《例外与常


规》体现得更为鲜明,也就是说,布莱希特并不是先提出“陌生化”理论,然后再根据自己所提出的理论进行戏剧创作,而是相反——在创作实践中生发并逐步形成、完善他的“陌生化”理论,当然他的创新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布莱希特自己就曾经说过,他的戏剧理论有三个来源:启蒙主义、德国中世纪民间戏剧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这也未必全面,应该说,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植根于德国文化传统,他所指出的有关其理论的启蒙主义来源,无疑更多的是在德国,德国文化中有一种偏重于理性和思辨的传统。另外,布莱希特从1926年开始系统研究辨证唯物主义,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将他这种美学上的手法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注重批判和变革的社会学说,是构成布莱希特方法论的核心,他在《例外与常规》开头与结尾处设计的众演员对观众的提醒难道不是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剧中的一种体现吗?但更关键的是:布莱希特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体验并认识到,他必须突破传统的创作模式,才能更有效地揭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本质,也就是说,归根到底,他所受的影响是一种被影响者的主动性的体现,他是有选择的接受影响,或者说,他只想接受他想所受的影响,于是他所受的影响更多地是起着补充、完善自己思想的作用,因为最终所有的外在因素都要作用于一位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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