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消解国家认同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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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歧视:消解国家认同的隐忧

作者:暂无

来源:《廉政瞭望》 2012年第5



文/石勇

在中国,地域歧视是“外地人”的切肤之痛。

其表现形式非常多:“外地人”被规定不得从事某些工作;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只能“借读”;“外地人”在大城市无法参加高考;农民工被要求办“暂住证”。

至于网络“地域帖”上爆发的骂战,以及现实生活中对“外地人”和某一省人的污名化,更是家常便饭。

其实,地域歧视并非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人类有一种劣根性,喜欢根据地域、宗教、语言、文化、民族、族群等来划分“我们”和“他们”,然后歧视、贬损“他们”。这轻则让被歧视一方感到不愉快,重则造成社会排斥,最坏的结果,就是影响国家认同。

语言魔咒

《圣经·旧约》有一个“巴别塔”的故事。它是人类历史,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深刻寓言。这个故事大致是:从前,人类认为自己很牛,以为自己是上帝,于是联合起来建造了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由于语言相通,分工协作,塔一天天地造起来了,确实雄伟。上帝一看,人类太狂妄了,居然要和自己平起平坐,于是变乱了人类的语言,并使他们分散在各处。这样,人类的语言相互不相通,而且居住分散,塔就造不成了。不仅如此,人类的分裂和冲突的种子由此种下。

地域歧视背后有太多的东西,但一定有语言的影子。这有两个意思,一是我们使用的日常语言,常常容易导致歧视和冲突;另一个意思是,语言成为一种群体认同、划分“我们一他们”的方式,一不小心就会把一个大的共同体(比如一个国家的国民)撕裂成很多小的共同体(比如某省、某地区的人)。

先说语言导致的歧视和冲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用的是“日常语言”,而不是什么学术语言、逻辑语言。日常语言注重的是形象、简单、易懂,既减少人际交流成本,同时也表情达意。因为如此,这种语言有着先天性的缺陷:指涉混乱,不讲逻辑,容易以情绪化的描述替代事实。

以在社会生活和网络中被妖魔化的X省人来说,我们发现,最开始的妖魔化过程是这样的:

假设有一位X省籍的男人,在和另一省的一个男人做生意时,骗了后者一把,然后,后者在心理非常不爽的情况下逢人就说“X省人信誉太差了”。这有问题吗?问题大了。首先,他语言的指涉是错的。这个骗了他一把的X省籍男人,其身上有N多种属性,比如他是一个40的中年男人,是个胖子,是个农民,是个留平头的男人,是个穿西装的男人……“X省人”仅仅是他的一种属性。而所有的这些属性,包括“X省人”,都不足以界定这个X省籍的男人。就是说,仅仅用“X省人”来界定骗了人的那么一个人.是一种语言的乱用。

就算可以这样用,可以用某个人的属性来指代一个人,那为什么被骗的这个男人,不说“中年男人信誉太差了”、“胖子信誉太差了”这类,而偏要说“X省人信誉太差了”呢?并


且问题的实质是,只是某个具有特殊性的男人骗他,而不是“X省人”、“中年男人”、“胖子”等骗他。

由此,一个人的问题,就变成了全省人的问题,一个人的错误(实际上哪个省都有这种人),导致了对一个省所有人的妖魔化。

这就是地域歧视发生的逻辑。

心理机制

我们很难阻止人类对语言的胡乱使用。但语言无法单打独斗,只有和“心理”结合,它才能把地域歧视这个魔鬼呼唤出来。

弗洛伊德曾经揭示过一条“补偿”的心理机制:假如AB欺负,那么,为了保持心理平衡,B就会去欺负比他更弱小的C。在心理上,B不会感觉到这么干非常无能和变态,因为他欺C,补偿了他被A欺负所带来的挫败感。

放在地域歧视上,这就是一个大城市或富裕省份里越穷、越处于底层的,被那些有背景、有钱的人看不起的人,他越需要歧视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表现他的优越感的原因。在他那个

地方,他确实是被人在心理上吞噬的,但他通过对外地人在心理上的吞食,找到了很牛的感觉。

除“补偿”的心理机制外,还有两个心理机制,也成全了地域歧视。

其一,是渴望一个“公共污水沟”的心理排泄欲望。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不可能一直快乐顺利,在生活中总会受挫,出现痛苦烦闷什么的;而“外地人”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甚至仅仅是视野里,也并不总给他们正面形象。情绪要发泄怎么办?那就是找一个“公共污水沟”,把所有的账都算到“外地人”头上。

还有一个渴望,就是炫耀优越感。地域歧视是群体性炫耀优越感的表现形式。任何一个社会,总会根据权力、名气、地位、金钱等来进行一个“社会价值排序”,权越大,钱越多,排的位置就越高,大多数人就越屈服,越羡慕嫉妒恨,越具有奴性。可以说,大多数心灵在崇拜强力、屈服于“社会价值排序”上都没有免疫力,因此看不起穷人、嫌贫爱富总会成为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环。

而一个人越是对“社会价值排序”具有奴性,他越需要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一个大城市的富人、混得一般般的“中产阶层”,似乎有“资本”炫耀,但一个身居底层的人,其实在“外地人”面前也有资本,因为这个城市比之于“外地”似乎发达得多,他们可以在心理上寄生在这个城市那儿,感觉自己和富人是一伙的,是“我们”,比作为“他们”的“外地人”牛多了。这种炫耀,通过语言上的贬损、攻击,也就构成了地域歧视。

重构认同

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兰克尔的看法,心理事件只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而社会事件只是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没有得到“社会”机制支持的地域歧视,同样不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隐秘的一种社会机制,是“现代性”对人的设计。


在传统社会,人是和他所在的宗族、社群等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他是它们中的—部分,并不担心在精神上“无家可归”。但自从启蒙运动开始,人就从共同体的一部分,被解构成了一个社会原子。这些社会原子之间相互离散。

但人终究不能仅仅是一个社会原子,而一定要和什么东西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现代,“认同”问题凸显了出来。但具体的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们只能认同抽象的共同体,比如国家,比如阶层,比如意识形态。正是如此,从18世纪开始,国家认同、阶级认同、意识形态认同具有很大的魅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兴高采烈地高喊“历史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将一统江湖,千秋万代。这种浅薄的论调很快被事实煽了一个耳光:从2008年到现在,资本主义又迎来了它的冬天。马克思的预言仍然言犹在耳。

而同为美国学者,亨庭顿却敏锐地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的终结”,人类有了新的认同,也就意味着有了新的冲突,那就是“文明的冲突”。此后的历史,包括“9·11事件”,包括直到今天的各种宗教、文化、族群对峙与冲突,都证明了亨庭顿的观点。

这并不难理解。国家、阶级、意识形态认同,离人的存在属性太远了,而宗教、语言、地域等属性,虽然仍比较抽象,但在人身上有鲜明的烙印,更能构成一个人的“自我”,更能让他和那些具有相同属性和人有“我们”的感觉。因此,它成为当代认同的主要部分,形成了一个个心理共同体。而只要不同地域、不同宗教和不同语言的人们具有“我们一他们”的划分,地域歧视、社会排斥也就如影随行。

另外,明显的社会机制涉及到政府的制度安排。在一个国家内,对于所有的国民来说,他们所享受到的国民待遇、国民权利应是平等的。如果不一视同仁,必会加剧地域歧视。

比如“外地人”到某大城市或沿海打工,他们无法享受到与本地市民的同等待遇。一方面,“外地人”有被歧视感、剥夺感;而另一方面,“本地人”有了优越感,“外地人”的被歧视和被剥夺助长了他们通过“外地人”不公平的处境和自己处境的对比所享受到的心理自得程度。而本来,这些方面的差别对待是不应存在的。

历史证明,地域歧视一旦造成一个社会之间的裂痕,国家认同往往变得脆弱。就是说,地域歧视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那些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而是整个社会。

消除地域歧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需要做到尊重别人。而对于政府来说,则需要用政治的逻辑,破除心理和社会的逻辑,即用对所有公民的平等对待,来消除不同地区人们之间在国民待遇不平等上的鸿沟和心理裂痕。比如根据户籍,而不是工作纳税地、居住地来分配国民福利,以及用户籍来阻止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工作地高考等过时做法,早已积弊深重,不能再拖,应该下定决心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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