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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的论诗诗创作 陆游自幼即濡染了父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杀敌报国之志，但由于权臣当道，他的报国之志并未顺利实现。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几度被罢归山阴，赋闲在家。“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为诗人。囊中略有七千首，不负百年风月身”（《初冬杂咏》八首其五）。与辛弃疾类似，陆游一生力主恢复，渴望像辅佐商周君主的伊尹、姜尚一样发挥才能，报效国家，但一生仕途蹭蹬，落拓不偶，无奈而为诗人。原本诗歌只是他生活的一个枝叶，但不料他却以诗、词这种“立言”的方式流传不朽，文学成为陆游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事业，甚至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除了沿袭传统在诗歌中抒情言志，陆游还常以诗歌的形式谈及诗歌创作原理，道出诗家三昧，论诗诗成为陆游诗歌理论的重要体现。 一、宋代以诗论诗风气的流行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和日常生活中，诗歌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相对于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古代文人的生活内容简单得多，在物质享受方面也大为逊色，但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诗歌当作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借以抒发自我情志，与友人唱和往来。诗歌不仅是古代文人怡情悦志的艺术佳品，还是社交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宋代是科举制度日益完善、文化昌盛的时代，勤学读书、作诗唱酬蔚为一代风气。唐末郑谷云“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静吟》），将作诗的价值置于当官之上，宋代文人更是以诗歌为其人生要务之一。正如洪迈所言：“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p.452）读书识礼、博学于文成为士子们共同的追求。黄庭坚云：“未尝顷刻可去酒，无有一日不吟诗。”（《谢答闻善二兄九绝句》）其父黄庶亦有诗云：“尘埃蹭蹬落粗官，赖有诗书可自安。（”《次韵答王甫判官》）在两宋新旧党争激烈的情况下，士人为官鲜有一生悠游平顺的，大多坎坷不遇或屡遭贬滴。而“穷而后工”（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诗学信念和前人实践，又激励着诗人们更加倾心于诗，寄托心胸志意于诗，甚至以诗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创作了大量名篇佳什，或在当时即有同道相慰唱和，或于后世得遇知音遥忆追怀。 “诗言志”（《尚书·尧典》），“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中国古典诗歌自诞生起即弥漫着强烈的抒情色彩，自然意象构成诗歌的基本元素，形象性和含蓄不尽的意味成为诗歌的基本属性。然而，诗歌的表现范围其实是十分广泛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解话·宣公十五年》），由于读诗、作诗是文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与诗相关的文人生活自然也就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一大题材。陆游曾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道：“东窗对儿子，聊与细论诗。”（《东窗》）以诗歌的形式谈论诗歌创作原理，评骘诗人诗作，是自《诗经》以来就出现的一个诗坛现象。唐代论诗诗呈现勃兴之势，除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组诗以外，其他单篇论及诗歌的作品还有很多。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四言形式品评诗歌的艺术风格，颇具唯美色彩。宋代诗人生于唐后，一方面努力学习前代诗歌的优良传统，研习著名诗人诗作；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政治背景、时代氛围，又形成自己的诗歌特色。宋诗总体的特色是重理性、好议论，加之宋代文人之间唱和酬赠的风气颇盛，因此，对于“诗”本身的讨论感叹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题材之一，其中包括自己作诗的心得体会、对同僚或亲朋诗作的评论等，互相推毅，从而使论诗诗的创作呈现兴盛之势。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论诗诗之流行于宋代亦自有故。盖以（1）宋诗风格近于赋而远于比兴，长于议论而短于韵致，故极适合于文学的批评；有时可以阐述诗学的原理，有时可以叙述学诗的经历，有时更可以上下古今，衡量前代的著作。（2）宋诗风气，又偏于唱酬赠答，往返次韵，累叠不休，于是或题咏诗集，或标榜近作，或议论断断，或唱和霏霏，或志一时之胜事，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c479572124fff705cc1755270722192e443658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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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