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母信仰在肇庆民间信仰中的救灾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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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母信仰在肇庆民间信仰中的救灾隐喻

作者:杨瑞坤

来源:《祖国》2018年第05

摘要:在肇庆地区面临水灾时,龙母信仰是如何团结起社群,在动员和组织上以地方政府,中央和民间群体三方面是如何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和具备公共性的政治社会构建过程,是从隐藏选择共识构建的发展历程,并且人们对环境灾害风险的认知、接受程度或拒绝是在一定文化镶嵌意义下發展和决定的过程。 关键词:西江水灾 龙母 灾害社会学 隐喻符号 地方救灾

肇庆作为岭南地区西江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其地方信仰是基于先秦时期盛行至今的龙母传说,龙母不仅是西江水域的水神,也是古代百越地区的一位宗族神。西江肇庆地域人群在社会行为上的不同,一种基于龙母崇拜的濡化,所在面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差异性,以及对灾害的后面临的一系列救灾情景,而蕴藏在民间信仰和仪式常常稳定地保存着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内容,反映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

20世纪初,就有民俗学者开始进行研究,最早研究龙母信仰现象的是容肇祖、叶春生等多集中于收集,辨析传说,整理史料。并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的拓展研究,开始从单一的传说收集发展为传说解读。例如陈摩人教授对龙母传说的民族学考察。结合西江流域的疍家文化,以予民族学上的解读。但大多研究是从传说与社会环境下的整体,面对个别社会群体与特定时间龙母信仰所发挥的作用却鲜有研究。所基于社会学中的灾害社会建构主义,我们着重对龙母信仰在灾害中所呈现的灾害符号表征进行解读。

肇庆水灾与龙母信仰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建构主义范性中的一种基于人类符号表者征论的灾害话语构建,是受灾地区整个社会群体共同因受灾这一议题互动的结果,其中包括符号表征(龙母崇拜)、话语结构(天命主义的禳弭论)价值取向(改良社会与自然条件)和思想图景共同缔结的产物。这些对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深度分析,面临的是新环境下灾害构建的重新阐释:基于龙母崇拜的符号表征,自秦汉以来的西江流域所盛行的龙母信仰,在清后期所遭受的一系列冲击后,是如何在新的时间段和特定的灾害环境下,在社会建构中面向的社会脆弱性建构表现,非结构式减灾表现与灾害风险建构表现等三种,由于建构主义中五种范式中的另外两种表现:灾害情景建构表现和媒体灾害报道现象需要现代意义下的社会媒体所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真实更多地体现在近代以来媒体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目前我所收集到的相关史料也相对匮乏,所以暂时不适用于这次的灾害构建。而在灾害中,龙母信仰体系所带来的集体行为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我们探究的主要内容。

从史料中寻找龙母作为肇庆地区水神崇拜的起始时间已无可考,单从文献来看,最早记录龙母的是南北朝时期刘宋年间由沈怀远所撰写的《南越志》,主要记录的是秦时期一位端溪温姓少女如何在捕鱼时拾到幼龙,并育之成长的故事,虽然有秦始皇出现在传说中,但相对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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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模糊,只能认为是先秦时产生。若是先秦,那必与南越先民的信仰有关,在悦城龙母庙山门上,刻有百越洞天开水府可以印证这一点。先民对龙的崇拜,可从山海经上可知一二: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证明龙母崇拜即使是出现在先秦,也有以龙祈雨的功能。龙母不仅是带有通雨掌握水元素的神职,身上还有祖先崇拜的印记,至今有人从广西前来祭拜龙母,称她为阿嫲反映出龙母并非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受到大家崇敬的民族祖先,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成员之间亲密的血缘关系。而结合了祖先与水神崇拜的龙母信仰,其本身所蕴藏的对水元这种共识构建也能在龙母庙中的诗文有所体现,唐李坤的《寄题悦城媪龙祠》欲乞兹云飞一片,为霖长得济斯人。提到了乞雨功能;宋代吴揆的《赐额记》中舟人往来, 蠲洁祭享, 讫无惊波怒涛覆溺之患。 每以水旱疾疫祈禳, 悉随叩随应所体现出龙母的职能就不止求雨了,还包括保佑舟船渡河平安,退水灾,灭旱灾,以及瘟疫消退,虽然看起来职能增加,但也离不开水神崇拜的范围:行船在江上,靠的的是风平浪静,水灾来临时,要求水能减少,旱灾时,要求水量增加,而在两种灾害后,容易形成细菌或者病毒滋生的温床,瘟疫多数在灾害后肆虐。在社会建构主义中灾害概念都是社会构建的,也就是当异常自然现象出现在社会中,对社会中人群造成了破坏,才足以称为灾害。所以龙母在水神信仰中并非是亲自掌管水元素,她在其中充当人与天的媒介,她并非拥有直接改变自然的能力,而是委托她一手养育成长的龙,在传统的神话的叙事中龙才是真正掌管风雨的神灵,而受灾情形也是龙在冥冥之中所造成的,龙就在此成了灾害的恐惧隐喻,而龙作为灾害的源头,造成的灾害破坏是一种负向的社会建构,而龙母保佑退灾则是正向的社会建构。明清两代的龙母传说记录则大多皆从宋代史料摘录而来。所呈现出来的多数是社会与中央所结合正统信仰,龙母作为一方神灵是如何被被纳入封建国家的正祀之中的。而且在灾害保佑与地方教化的过程中,根据学者袁坤的研究。龙母还有另一种灾害庇佑,那就是军事上平反叛乱,安抚一方秩序等作用,那也是国家权力借助龙母之威来打击地方势力,如明末清初的傜乱,清末的太平天国等这些,在地方陷入危机关头时。龙母往往会成为膜拜祈福的对象。而且从汉开始,有记载地对龙母进行册封的记载就络绎不绝。就连龙母的姊妹也被国家册封,那也可见国家对龙母信仰的推崇程度了,龙母身上的合法性愈多,其凝合信仰的能力就俞强。其身上对抗灾害的共识构建就愈强。肇庆此次灾害龙母所显现出来的作用在史料中并无太多记载,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由于忙于筹备中法战争而无暇具体指导救灾方针,但肇罗阳道潘骏默等在水灾过后重修龙王庙,与地方工匠一起供奉小青龙,这也是在灾害后对价值取向和思想图景共同缔结的产物。以完成国家与地方的互动。

在肇庆地区面临灾害的时候,我们着重探讨了在社会建主义下的灾害话语重建,分析了在珠江大水灾以及以往西江水灾中龙母如何借助国家与地方的良性互动来完成其自身被赋予的神职,并又是如何借此将自身的影响力推广至整个西江流域,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从而衍生出多样,精彩的龙母文化,成为西江畔一颗璀璨的明珠的。 [1]叶春生.从龙母传说看西江文化[J].西江大学学报,1998,(04. [2]王元林.论岭南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9,(10.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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