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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角度看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在其理论中提出：首先，在福利的分类上，庇古认为福利包括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一类是指“社会福利“，另一类是指”经济福利“。经济福利对社会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他坚持正义的原则，强调收入的均等化，主张应将富人的一部分货币转移给穷人。暨减少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以德国为例，20世纪20年代，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垮台和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建立，魏玛共和国开始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最显著的是对于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在1924年以后，传统的医疗、养老、残疾—工伤三大保险制开始重新运转和扩展；1927年，德国颁布了《劳动介绍与失业保险法》，德国的“福利国家”政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德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恢复缓慢，但是魏玛政府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还是对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纳尔 ·罗宾斯表达了对庇古的批判，随之而来的是针对福利经济学的争论，直到1939年新福利经济学的建立。同旧福利经济学相比，新福利经济学家更关心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用满足最大化等一些核心问题，使政府在推行社会公共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同时更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优先，暨“福利最大化”原则。 19世纪末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原则，结合新福利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同样可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产生影响，比如政府对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盈利组织）的扶持。在现阶段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NGO组织与NPO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对政府社会福利资源调节能力不足的有力补充。那么政府改变既有公共政策，出台新的公共政策鼓励和扶持NGO组织与NPO组织，也就顺理成章。比如中国政府。 1987年，阿马蒂亚·森出版了《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重新将伦理学的议题带入到主流经济学学说中。这也意味着对新福利经济学的修正。新福利经济学由于对庇古的批判而刻意的强调效用主义和反伦理主义倾向，使新福利经济学发展艰难曲折。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的修正当然对于政府公共政策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政府在出台公共政策时，会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与此同时，阿马蒂亚·森在对贫苦与饥荒问题的研究中，坚持反对将贫困视为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将贫困视作一种主观感受，那么无形中就忽视了对贫困者实际情况的考量，贫困也将演变为一种社会化的道德规定。以中国为例，社会传统观念更多的将贫困归因为贫困者“懒惰、好逸恶劳”等道德因素，而忽视了贫困者可能存在的社会资源不足等客观原因。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也加大了针对贫困问题的投入，改变可能既有的一些贫困问题道德化观念，出台了为贫困者提供社会资源的政策，比如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济与培训等等。 提到阿马蒂亚·森，那么就不能不提肯尼恩·阿罗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二者之间复杂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有差异的个人偏好汇集成最终的（或整合的）社会偏好，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选择问题。同样的，一项政府公共政策怎样才能符合社会选择的最优方案，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学者、领导阶层，还有政府公共政策本身。 就社会实践角度讲，随着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对于社会救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医疗和教育政策等领域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在强调效率与资源分配的同时，也要通过这些政策实现必要的社会公平。比如中国政府进行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出发点仍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必要的社会公平。 综上所述，无论是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以N.卡尔多和亚伯拉姆·柏格森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或者是肯尼恩·阿罗和阿马蒂亚·森的进一步发展的福利经济学，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乃至现代社会福利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c7857295f78a6529657d5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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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