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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及其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 前言：鲁迅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社会中对他的讨论不再局限在其文学作品之中，因“拜读”了李敖大师《李敖有话说》一书，节目中李敖对鲁迅态度的大表白，在于李敖的精神在于他的言论“除去了一些感情化文字，拿出得全是证据”这一言论，还有因周令飞所引起对种种关于鲁迅的舆论，我觉得很有必要为鲁迅作些适当平反。还有就是，我想谈谈鲁迅关于国民性这个大问题的一点小小的见解。 关键词：鲁迅 李敖 偏见 国民性 正文： 鲁迅，在中国思想领域，是很难撇开的人物。每次我，闲来没事百度“鲁迅”的新闻，总是听到社会上，很多声音，在说道着先生，推崇他精神的，还是咒骂他人格的，讲着他风花雪月的，还是温情感人的，总之林林总总总。臧克家说的好，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现在很多人谈论先生，都是受着这些人那些人的左右，在中国这个社会，对鲁迅的评价是两极化的，爱鲁迅恨鲁迅的人，到处都是，还有那些曾经喝过鲁迅“奶”的人也骂起鲁迅，而曾今对鲁迅偏见的人，也在某一刻读鲁迅而有所改观。这都是很正常的。 鲁迅受过尼采的影响，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说道；“现在我命令你们，忘记了我而找寻你们自己，我等到你们都背叛了我的时候，我再回到你们这里来”，鲁迅很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死的时候，去把自己“埋掉，拉倒”，并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可见，在他死后，他是不希望别人记住它，也是要等别人都背叛他的时候，他再回来。 鲁迅就这样的回来了，虽然他从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就是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所做的事情，和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就这样的回来了。不是在神坛上的鲁迅，也不是被某些人贬低得不值一文的鲁迅。 我看过很多人对先生的印象，总喜欢引用他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说他冷峻着脸孔、喜欢骂人。但他们往往忽略他的另一句“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温情洒脱。说他“一个也不宽恕”，却忘了他还说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是个矛盾体，但我们该说，对他的一言一行，应该具体到有所指。就像毛泽东曾说过，评价一个人，要放在他当时的具体情境之下。 而在中国，被奉为当代圣人的鲁迅，因为很多人的研究，在“鲁学”这个领域里，鲁迅的点点滴滴是很通透的，对他的举例论证也是很多的。因而关于鲁迅的孰是孰非，将是很容易见分晓的。但我们也该看到，很多人就是看什么人不爽的。苏雪林就在鲁迅生前对其一阵鞭尸，骂他的卑劣，小人，在文苑里没有他的位置。胡适马上批评她，说鲁迅自有他的功绩，不该这样的责骂他。 还有李敖对他的责骂，说他因为是旧时人物，写的东西难免沾着文言气，在行文就如放脚的媳妇，畸形。而鲁迅是早就认识到这点的，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也说道：“....别人我不论，若是我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这是鲁迅精神上的自觉，勇于剖析自我的表现。而李敖把这当做对鲁迅攻讦的一点，是很可笑的，因为他自己的作品，也常有很多文白杂糅的句子，鲁迅因为所处的时代，耳濡目染成这个样子，李敖是远在提倡白话文后几十年的人，又该如何说了。 再则，鲁迅是认识到这点的。李敖曾批评在厦大申讨他的一位教授，说，我在《李敖有话说》拿出证据证明鲁迅的不足，他没去留意，反而再次提出，是多么不明智。试问李敖，鲁迅曾说了自己的不足，你再次提出，是没留意吗？ 很多人批评先生还有一点，是没写出长篇的著作，因此受“伟大的文学家”有愧。鲁迅何尝说过他接受什么帽子。再则，有没有长篇真的和文学家有关联。像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史》，鲁迅评语“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正是一个个故事，将讽刺的魅力施展的大快人心。鲁迅虽有两本短篇小说集，但对整个时代的描绘，其深刻程度，并不比那花大手笔写的长篇巨制差！因而，我们想说，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依赖他的作品在说话。面对众多对先生的不理解，先生已遽归道山，再多的言辞，只能是一群人对着死去的人大骂，真是很戏谑。 我有时觉得鲁迅的气质，就像《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有些品评鲁迅的人恰似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是优秀的，但她听了某些人，譬如维克汉姆的诽谤，再加上对达西冷落寡情的外表不满，就衍生出偏见来。看过《傲慢与偏见.》的人都知道，达西是个不轻易在表露自己感情的人，但他的心肠是好。 看了鲁迅的书，在文本阅读中，了解到鲁迅文学作品的风骨，以及他讽刺幽默的魅力。 还有，就是谈谈我如何理解鲁迅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首先必须搞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新文化运动试图促成一种参与式民主。和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议会民主以制度约束人性之恶不同，这种参政方式和古希腊城邦政治一样，强调政治是为了共同善而介入到公共生活中，而德性（公共精神）则是政治参与者必备的素质，于是鲁迅才会强调要改造国民性，对此应该理解为培养公共精神。而根据阿伦特的观点，对公共生活的介入意味着对私人领域的摆脱，也就是对家庭的摆脱，因为在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而家庭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反抗旧礼教则是瓦解家族制度的必由之路。看过《家》就会发现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对立，小说当中高老太爷对觉慧等人参加示威游行是颇为不满的。 而这种参与和后来的文革毫无必然联系。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参与式民主的实践就证明了这样的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使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原子化的生存境况，并在此过程中促成了一种多元文化氛围，对公共空间的开拓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自由主义宪政议会民主不同，左翼参与式民主是不存在制度化约束机制的，因为其目的本身就是打破既有规范。唯有通过参与者本身的自律以及自发形成互动规则来规范政治行动。而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就成功的避免了雅各宾革命式的腥风血雨。 而摆脱一切以个体生命存续有关的生活是公共精神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唯有摆脱对面包的诉求才能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非功利性的议题上，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引进不同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要在物质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的原因，也是鲁迅为何一直都强调经济问题的原因。而对面包的诉求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家庭式的共同体，文革的产生恰恰是以家庭为模型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结构范畴内所产生的，而这种国家组织形式恰恰是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现代民族国家是不存在公共空间的，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制约，产生文革这样的悲剧是水到渠成的事。对于革命和公共空间的问题，阿伦特在《人的境况》还有《论革命》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 总之，对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应参照共和主义并结合历史事实来探究，若照本宣科则很容易像朱学勤、邵建之流一样闹笑话 中文3班 1012100111 毕楚琼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c9b3f5e0f121dd36a32d82f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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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