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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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的现状



医生的工作现状,面临多方面的压力

1、社会压力:主要是司法的不公正、公众对医疗工作的误解和媒体的推波助澜,这种不公正源于对医学的不了解、无知和想当然,制定法律的人对医学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往往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其他行业的推理制定法律,而懂得医疗的人又不懂法律,根本不能参与法律的制定,患者更是对医疗期望值太高,不顾客观条件,认为只要进了医院就会万无一失,一旦有失,便是医疗事故。而媒体更是为了新闻效应或者是搞噱头,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对医学一窍不通,却大谈医疗问题的大有人在),感情用事,闭门造车,或者是出于对一些个别现象的不满意,便一概而论,一点带面。比如,现在的医疗纠纷为什么往往是患者胜诉呢?法律的倾向弱势是其中原因之一,法律倾向弱势群体无可厚非,病人相对医院,医院是强势的,医生相对病人又是弱势的。一些病人及家属在律师的帮助下(为了共同的利益——钱)绞尽脑汁,本来就是一个医疗纠纷,结果先是说医疗事故,结果是没有根据,然后又说是民事纠纷,告你人身伤害,只要能找出过错,不管是否与后果有关,都要败诉,一个行将死亡的病人,不治而亡,结果赔偿要和一个健康人被车撞死一样。无论从死者本身的状况而言还是造成死亡的原因而言,不可同日而语。医学是个不完善的学科,甚至不能算作一门科学最多算是一个职业,就像木匠瓦匠一样,医学不能像数学物理那样精确,最好的医生也不能计算出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死亡,甚至我们都不能计算出来一个感冒的病人什么时候痊愈,种药物用到一个病人身上会有什么后果,常常是我们在一些病人的身上的得到的经验用在另一些病人身上,这是当代医学的现状,每个病人个体有很大,结果可想,经常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这是病人和医生都不希望的,这令我们很难堪,也是公众不能相信的,但这是现实。我们天天都在犯错误,天天在误诊,天天在用错药,天天给病人增添痛苦,即便是一个医学专家也是如此,这是无情的现实,医学就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病的同时又造成新的损伤、副作用乃至于死亡,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个浅显的道理。医学本身就像一个孩童,他在成长,完善,可是人们却要医生成为完人,不能出错,这是不可能的。这给医生带来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因为医生面对的是生命,他们知道生命的价值,他们不想让生命泯灭,但是医学对于自然规律来说,就像螳臂挡车,我们明知不能让每个人都健康、都永远的活着,但是还要尽力而为,就像唐吉柯德。死亡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们都不想死亡,所以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这是多么沉重的担子,医生的肩膀根本抗不起这副重担。社会对医生的苛求是医生难以担当的。特殊的环境竟然造就了一批所谓医闹他们闹得医生不能正常工作,医院不能正常开诊。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病人的死亡医生本来就很内疚、痛苦,甚至几天都不能从不快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如果再受到病人家属的指责、辱骂、甚至是殴打,法院的传讯,对于他们心灵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日积月累,很多医生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当然还包括工作负荷过重、长期睡眠不足等),结果导致了心理疾病,当然最后受害的还是病人。一个病人给另一个病人治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医生这个群体,有心理疾病的占相当比例,与工作年限是成正比的。有谁能来救救这些天天在救死扶伤的医生呢?现在是没有的。

2、患者的压力:当今中国的一些患者,更确切的是患者家属,他们总想花最少的钱甚至是不花钱,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设备,用最好的药物,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不满意,投诉、告状。对于治病的要求是不同于其他消费的,没有钱治病却有钱大办丧事;没有钱治病但是为了找个好医生去送礼;他们宁可把钱花在赌博、到娱乐场所,也不愿意花在


治病上;这种观念不是个别现象,观念的落后导致了医患之间的摩擦频发。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当病情变化时,他们往往第一反应是,是不是错误了或者手术做错了,更有甚者他们还用现代化的设备监视医生的行为,比如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还有笔记本记录你的一举一动,为了告状准备证据,事情还没发生,就未雨绸缪,医生边抢救边要防备授人以柄,结果是越紧张越出错,最终结果吃亏的当然还是患者,很多医生都有如履簿冰之感,终日诚惶诚恐,特别是低年资的医生,而中小的医院的医生更是可怜,他们平日没有进修的机会,也没有良好的设备,接触的病人少,经验缺乏,特别是分科不细,导致了他们在处理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出现差错,不规范,到了医疗事故坚定委员会,专家们就以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学识去判断这些医生的对错,以一个专科医生的水准去要求他们,结果经常是有错误的,赔钱就是当然的了。这种压力甚至是导致了医生在处理问题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治疗不积极,导致病人失去救治的机会。

3、工作超负荷:也不知道是谁发明了医生的工作制,上了一宿夜班,第二天还要继续上班,昏昏沉沉的能看好病吗?这是对患者极不负责的表现,甚至还要提倡带病坚持工作,你自己不健康怎么能为病人服务的呢?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每个医院都是这样做的。

4、来自医院的压力,这几年医疗改革方兴未艾,改革的主要方式就是把医生的变成商人,就是所谓的市场化,医生本来是要节省开支的,节约医疗资源,但是医院为了维持生存,就要鼓励医生多开药,多作检查,花费多了 病人就不满意,怨气就会发泄到医生的头上,如果挣不到钱,工资就开不出来了,因为政府是不给拨款的,重赏之下就有了勇夫,大家争先恐后为医院做贡献,但是静下心来有经常感到内疚,受到良心的谴责,卫生部有八不准,地方政府有把你推向市场,医生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自己是商人还是医生,内心受到折磨。

5、生活压力: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医生像中国医生这样劳累,而报酬又是那么可怜,中国的医生累与我们的人口众多有关,这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薪金低这本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由于社会偏见,导致了医生的工资低的可怜,在中国分配一直是个难题,辛苦的不挣钱,挣钱的不辛苦。一位姓马的德国老人说过:人只有吃饱了饭才能去从事道德、艺术。当然医生也不例外。由于他们的工资低,医生们不得不放下尊严,收红包,收回扣,已经蔚然成风。尽管行政主管部门说是少数医生所为,但我想各位医生是心知肚明的。也没人相信。由于不能从正常渠道得到他们的报酬,这对大多数医生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一点可怜的工资生活就很困难了,还要赡养父母,为子女付出高昂的学费,很多医生已经是高职了(主要是中小医院的医生),也光荣的加入啃老族了。超负荷的工作和低微的收入更导致了一些医生的心理失衡,他们不得不经商。医疗工作本来就很辛苦了,还要干第二职业,其辛苦可想而知。 面对这些压力,医生们该怎么办?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改行,他们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在医学上了,别无所长,再说总要有人治病救人啊,既然还要继续做下去,那就不能坐以待毙,要通过医生们的努力,改变现在的不利环境,要让社会公众特别是法律界人士和媒体了解医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让病人和家属回归理性,让他们知道医学不是万能的,人的死亡是必然的,只要我们尽力了,就算是对得起生命,医生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犯错误,而且由于医学不完善,会经常犯错误,后果是可怕的,不可挽回的。但是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后果,要获得这样一个环境是很难的,但是只要我们努力,相信会有一定的改变,就算是我们这一代不能改变什么,我们也要为后来者创造一个好的医疗环境,这是每一个医生的责任,不要说与你无关,如果这样说你就不配当一个医生,因为医生应该的是无私的,这件事情只有医生能说清楚,别人都不可能。不要等待环境会自己变好。当然我们自己的技术精湛是最重要的,虽然这很难,甚至是高不可攀,但是也要尽力而为。


2010年,世界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 —— 威胁下的生存》,现翻译如下: 《柳叶刀》卷376,第9742期,第657页,2010828日)八月十八- 二十一日在中国深圳召开的世界抗癌大会的主题是:体制变革。这个主题正是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开幕致辞上阐述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卫生保健体制改革时所传达的中心内容。在大会上,多国际卫生政策的制定者与医生就体制变革的准则与行动各抒己见。但是,几乎没有来自中国本地的医生参与讨论。与患者护理会议相比,出席全体会议讨论体制变革问题的中国代表人数少得可怜。要剖析这个现象,首先必须理解:对许多中国医生来说,个人安全问题比参加会议来得更加重要。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今年六月,山东省的一名医生与一名护士遇刺(医生当场死亡、护士重伤)凶手是13年前死于肝癌的一名患者的儿子;而福建省一名儿科医生因为跳出五楼窗口逃生而受伤,起因是这名医生接手治疗的新生儿因故死亡而受到愤怒的患者家属的暴力攻击。因此,七月份警官应邀担任沈阳27家医院副院长职务并不令人惊讶。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这个问题可能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许多中国患者相信医生与医院沆瀣一气,通过提供不必要的检查、检验与治疗提高了看病费用。此外,一些医生不顾相关法规接受红包(现金礼物,患者以此换取有利的医疗服务)。许多患者将其健康的恶化直接归咎于医生,他们声称医生缺乏敬业精神与业务能力。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而现代中国的医生与护士则被推崇为白衣天使为何中国医生的会从昔日的道德楷模变成今天一副破落户的潦倒形象呢?中国媒体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上显然扮演了重要角色。报纸、电视与互联网有关医生欺骗患者的报道辅天盖地,负面报道比例彻底压倒了正面报道。仅在几个星期前,《南方都市报》(广东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发表一篇真实报道,指控一名助产士,声称其为产妇治疗痔疮时故意缝合了患者的肛门。2009年十一月,中国最权威的媒体之一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著名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允许一学生非法行医做手术从而导致一名患者死亡。虽然该医院与卫生部解释在有执业资格的医生监督下医学生参与包括手术在内的临床工作是合法的,但社会对医生与医院的信任由此大打折扣。不过,公众对于医疗职业的误解肯定最终损害了医患双方的利益。中国的大多数医院,尤其是北京协和医院与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之类的大医院,都由政府运作。中国的公立医院在1985年前享受政府的全额资金支持。经济改革后,现在的医院收到的政府金融支持十分有限,其结果是医院必须生财有道来抵消其运作成本。而医院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诊断与治疗,因此存在着过度检查与过度治疗的利益动机。为使不适当的利益冲突最小化,中国政府通过立法防止医生接受来自医药公司的金融回扣。因为医生的标准工资即使从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比较少,因此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环境下,许多医生就必须在职业道德与收支平衡问题面前挣扎。这种压力,之感觉到自己的服务价值被政府与社会总体严重贬低,迫使许多医生改行易辙另谋生路。果忽视医生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改革,中国的卫生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中国医生应该就自己的经历而畅所欲言、为医疗卫生系统的发展振兴建言献策,更多地加入到卫生政策的制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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