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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艳情诗中的政治、文化、审美意蕴 摘要：杜牧是晚唐一位大才子，才华横溢却又时运不济。一生的遭遇使理想志向与现实产生矛盾，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和文化两者在诗人身上的外露载体就是他的诗歌，他的艳情诗，而他的艳情诗歌的审美意蕴就是这个载体的特点，一种外在形式的审美。 关键词：杜牧；诗歌；政治；文化；审美 杜牧是晚唐独树一帜且诗文兼擅的一位大家。其诗“力求新生，亦讲古法，故晚唐诸名家之中尤为铮铮”（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樊川文集》、别集、外集所收录的诗歌中，其闲适诗、艳情诗占诗歌总数的80%以上。而单《樊川诗集》中涉及到艳情诗作的达总数的十分之一。李商隐《杜司勋牧》曾评价其诗：“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2]”杜牧也自称其诗：“高摘宋玉艳，浓薰班马香。”可见艳情诗在杜牧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文化历来以儒家文化为一脉正宗，所以中国文学更多的是男性作家表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语的阳刚。本文拟从政治、文化、审美三方面去探讨这种矛盾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 从“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众所周知，从孔子开始，中国文人一贯把关心政治视为己任。出身儒门而又熟谙儒家经典的杜牧，其思想体系，不容说，自然是儒家的。又因早年困顿惨痛的生活变故，如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说 ：“某幼孤贫……奔走困苦，无所容庇。”这种挫折化成了他力学求仕，重振家门的动力，实现“仁宦至公相，至君作尧汤”（《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的愿望。 杜牧一生经历了唐代宪宗至宣宗六朝。此时正是晚唐之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宦官专权，气焰嚣张；牛李党争，势同水火。吐蕃、回鹘，侵扰不断。正如同时代的诗人许浑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生动形象地描写一样：这时的唐王朝已经走上了分裂衰败亡的道路。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形势引起一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他们企图寻求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杜牧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其《群斋独酌》：“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时扫，凶狠皆披攘。”他希望革除弊政，消除割据，收复河湟失地，使人民安居乐业，言语中渗透了自己那种济世补天的远大抱负。 然而盛世巨变下的晚唐，士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盛唐时的开朗逐渐走向苦闷和内敛。如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陈寅恪先生对“隔江”二字有深刻的见解：“牧之此时诗所谓隔江者。夫金陵，陈之国都也；玉树后庭花，陈后主亡国之音也。[3]”一曲《玉树后庭花》把陈代的荒诞亡国与江河日下的晚唐命运相联系。可见诗人当时的欲要济世邦民才华却又不得施展复杂矛盾心理，所有这一切是因为这时“时代的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4]” 士人心态的微变与晚唐诗歌的发展嬗变有着明显的内在逻辑联系。政治上的失意，使诗人开始转向艳情诗：用深情的笔墨把人生的坎坷，细腻曲折地表达出来。如《张好好诗》他深情地回忆了好好当年的善歌貌美，又因归来物是人非而伤怀不已。这种深切的同情是建立在自身的仕途坎坷的基础上，女性只是引发他们伤怀的导线，或是寄托感情的载体。作为要求功名利禄的士大夫，诗人政治上的困厄与这种感情载体遭遇产生的共鸣。再如，《杜秋娘诗》从时代变迁中写出主要人物杜秋娘的遭际和命运。由“椒壁悬锦幕”“镜奁蟠蛟螭”到“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命运的升起跌落如此悬殊，荣辱变迁这样巨大。其中不仅有对杜秋娘身世的同情，更有“女子故不定，士林更难期”的命运之叹。在诗末诗人坦言为诗的目的说：“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咏杜秋娘为了聊以自贻，与《张好好诗》一样，抓住两女性与自己命运遭际的相似点，上升到士林难期的层面。诗歌在表达本质上还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把目光复返自身。 自身价值的难以实现往往导致人生虚幻的苦闷。仕途的艰辛和人性的复杂使杜牧时刻都在进退两难中犹豫徘徊。如《遣怀》一诗正是痛苦心迹的直接表露“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评：“才人不得见重于时之意，发为此诗，读来但见其傲兀不平之志。” 诗人一种无奈的悲哀。 壮志难酬的悲苦压抑，以及内心极度珍视的辅君治国的雄才大略难以实现。所以诗人想要再去寻找另外一种解脱的“出口”，也不得不去寻找那个解脱的“出口”。然而作为一个士大夫，他看待女性的眼光中总是不可磨灭地隐含唐代士大夫的政治国家的视角。就是不可摆脱的这种政治局限性，并在所难免地折射出文人自身仕途发展的逆顺状况，这也使他的艳情诗歌中深深打上政治意蕴的烙印。 二、杜牧艳情诗歌的文化诠释 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背后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唐代冶游之风最盛，时人最具代表的是文人士子，文人士子狎妓宿娼。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儒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娼妓文学本身有关联。[5]” 士大夫与妓女的交往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甚至在当时可以传为佳话。“狎妓冶游是中世纪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篇歌行所表达的缱绻柔情到短章律句所记录的瞬间感受，唐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青楼生活的画卷。[6]”那么这样就可以很客观地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理解体味诗人的感受了。 作为唐代士大夫的杜牧，其自身也受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如诗人在扬州任御史期间，就有文献记载：“牧常出没驰逐其间（青楼），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密教也……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 可见诗人身上也有士人狎妓等风流事迹。但是与一般的文人不同，杜牧很少在亵渎感情。离开扬州写下《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扬州十里路，卷上帘珠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前诗写歌妓的美丽。后诗写依依惜别之情，诗人是动了真感情，与其他纨绔子弟迥然不同。 一些文学史家和有关学者认为其：“专写征歌狎妓的颓放糜烂的生活。”其实这是一种以今人标准苛求古人的机械论的表现。实际上杜牧对女性是非常尊重的。如在《不饮赠官妓》中，诗人写道：“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无端千树柳，更拂一条溪。几朵梅堪折，何人手好携。谁怜佳丽地，春恨却凄凄。”“芳草得意”而官妓恨多，诗里行间流露诗人对“官妓”的怜惜与同情。又如在《杜秋娘诗》、《张好好诗》、《题桃花夫人庙》、《月》、《金谷园》、《宫人冢》等诗篇也表现诗人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与感叹。 将女性作为诗歌的审美对象与士大夫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自屈原《离骚》“众女妒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自喻 ；到白居易“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喟叹；以妇喻己，言言外之意。直到韩柳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诗歌更多的是向抒情的方向过渡。与魏晋时期不同，晚唐的绮艳诗流露更多的是诗人的真挚情感与人生感慨。由于杜牧生活在晚唐，所写的艳情诗中都有着政治上的局限性与文化上的约束性。杜牧的艳情诗也可以说是政治和文化这两者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与流露。 三、艳情诗歌中的审美意蕴 唐诗经初、盛、中唐三时期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夕阳美”。诗的境界由雄浑、阔大、外展，转向纤弱、琐细、内敛。这时期“对世界的沉浸和感叹日益成为诗歌的真正主体和对象，诗人们将自己的才华书写自己世俗生活的心境和意绪，使审美倾向走向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使诗走向抒情并向词过渡。[7]”由此杜牧的诗歌格外注意一些细微处的点染和心理感受的摹画。如《闺情》“娟娟却月眉，新鬓学鸦飞。暗砌均檀粉，晴窗画夹衣。袖红垂寂寞，眉黛敛依稀。还向长陵去，今宵归不归？”诗中把主人公细微的动作定格为静态的，巧妙地展现出女子内心的喜悦、失望、再到期望的一个情感曲折波动的过程。 （一） 从杜牧艳情诗的审美主体出发，分为自言体制与代言体制 1，自言体制即不借助其他的意象，而是以我为中心的抒发情感。如《赠别》第二首：“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诗人本人在“唯觉”，看到“蜡烛”，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发出“替人垂泪到天明”的感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也是他自身的视角和心态。 2，代言体就是这里指男性作家使用女性的形象和语言等，描写女性悲惨命运，从而更深一层次地挖掘自己“士不遇”的情结。如《月》“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阳歌断信沉沉。唯应独伴陈皇后，照见长门望幸心。”写出皇宫恩宠的多变与短暂，对于失宠者寄予深厚的同情，借用女性抒怀的体制，自觉地进入男性的创作之中，这种审美创作体制在艳情诗中经常用到。 （二） 艳情诗的诗艺之咀华 1，思想上的审美价值 一方面，杜牧的艳情诗能够激发我们的深刻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从杜牧的艳情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晚唐知识分子的矛盾的心理，以及分裂的人格。如杜牧在《献诗启》中说道：“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初于中间。”主张诗歌创作不能为标新立异而追求华丽词句，内容上也不能庸俗趣味入诗。但是他现实中的创作又是与他的诗歌主张是背道而驰，尤其大量的艳情的创作。这给我们的思想上带来了巨大的张力，一种独特的思想审美价值。 2，七绝创作手法下的艳情诗的诗法审美特征 (1) 叙事曲折的细腻美。如《送别》：“一片风帆望已极，三湘烟水返何时？多缘去棹将愁远，尤倚危亭欲下迟。”“风帆”、“烟水”、“棹”、“危亭”等画面，行船已走，但人“尤倚危亭”，把那种曲折的感情描写得惟妙惟肖。 (2) 章法声调的自然音乐美。如《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扬州十里路，卷上帘珠总不如。”这种七言绝句，声调抑扬顿挫，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以音乐的审美感受。 (3) 塑造人物形象的圆整美。如《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层层布景，一幅着色的人物画。“坐看”二字更是凸现人物形象的圆整性。 正是由于杜牧艳情诗歌政治上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文化上的约束性，才会呈现出如此的特殊的审美价值。政治和文化两者在诗人身上的外露载体就是他的诗歌，他的艳情诗，而他的艳情诗歌的审美意蕴就是这个载体的特点，一种外在形式的审美。在同时，这种审美价值也会影响到诗歌里的政治意蕴和社会文化意蕴。本文从政治、文化、审美“三位一体“的层面去分析杜牧的艳情诗，将对我们认识研究晚唐诗歌更加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 参考文献： [1] 本文所选杜牧诗歌均选自《杜牧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 李商隐（唐）.《李义山诗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期，2005年 [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 冯浩.《清玉溪先生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 [5]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6]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 [7]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联系地址：汉中朝阳路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061班129信箱 李胜召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cafee382356baf1ffc4ffe4733687e21af45ff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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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9
![[诗中,意蕴,古茶]古茶诗中的“清”之审美意蕴](/static/wddqxz/img/rand/9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