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编辑出版史》看编辑活动的古今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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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编辑出版史》看编辑活动的古今流变 吴文静

07编辑出版班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典册丰富,自从有了龟甲、简牍的典册以来,就有原始的编辑活动。《尚书》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距今有近4000年历史。

我国古代的卜筮官、史官、乐师就做着不同的文化编纂工作,卜筮官、史官、乐师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编辑的雏形。孔子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编辑家。他删《诗》《书》、修《春秋》,编选为“六经”,具有“垂世立教”的宗旨。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注意保存文献,聚书征书,不仅出现了刘向父子这样的编辑大家;而且出现了第一部训诂词典《尔雅》和第一部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我国目录校勘学开始奠基。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颇盛,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文体呈现,一些作品选本的编纂较有特色,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萧统的《昭明文选》最为著名。

唐宋时期确立了官修正史制度,大规模地编纂类书,创立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典志、纲目、实录、会要及史志等编撰方法。比较有名的有“三通”、“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书章句集注”以及诗词别集。

明清时代类书、丛书的编纂以及对历史文献典籍的整理校勘编订成绩巨大。最有名的明成祖永乐五年编成的《永乐大典》22937卷;清康熙雍正两朝编印而成 的《古今图书集成》32610910000卷;乾隆年间编辑而成的最大丛书《四库全书》是纪昀等通力合作的硕果。

有人做了统计,我国古代出版了约181000多部书籍,辛亥革命至建国前出版了约10万多种书籍,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书籍研究古代和近代的编辑经验,为谱写新一代的“经世文编”贡献绵力。

编辑在我国古代“编辑”是个多义的动词,除修撰、编写外,还作编集、编纂讲。最早在南北朝出现,后唐朝多次使用。由于我国“编著合一”是古代编辑的特 征,编辑的对象是历史档案,编辑主体是史官,编辑内容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出版活动,只是处于萌芽阶段。编辑一词最早见之于 公元551554年编的《魏书·李琰之传》:“前后再任史职,无所编辑。”公元659《南史·刘苞传》说:“少好学,能传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 编辑,筐筐盈满。”

孔子、刘向父子都有独特的编辑思想。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他整理“六经”的重要原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长期 的编撰实践中他提出了多闻、阙疑、无征不信、“不语怪、力、乱、神”等编次方法。战国时期许多无名氏编辑了《论语》《孟子》《管子》、《韩非子》、 《吕氏春秋》等。刘向、刘歆父子共同完成《七略》的编纂,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著”、“别裁”的编辑方法。刘向等人采用“本校法”和“对校法”校雠全文。 们父子俩称得上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奠基人。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书、表、体制,蕴涵编辑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萧统在编辑《昭明文选》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李防扈蒙主编《太平御览》等活动表明编辑出版的组织化、分工化、职业化在加快。另外五代的冯道、元代的王祯、明代的毛晋、清代的纪昀、魏源多有建树。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是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出的“报状”和“进奏”院状报,由“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起居舍人”收集发布,这种“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就是最早的官办机构“新闻编辑”。

16651月法国戴·萨罗在巴黎创办的《学者杂志》是世界第一种期刊。据林穗芳考证,18158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最早的中文 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182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都是中国境外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报刊。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报刊,先是由1839 年林则徐的幕宾魏源办的《澳门新闻纸》,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闻》。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编辑出版在承传文明、传播知识、塑造民魂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出版兴,则国家兴。文化昌明,社会进步,这是一条规律。

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出现是从19世纪中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出版机构成立后,编辑工作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职业,编辑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 社会职业,编辑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结束了政府官员兼职编辑的历史。现代出版与旧时书坊的区别是:(1)都专设编辑机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编辑制 度,有次序、有分工地开展选题、编制、约稿等业务;(2)有一批以出版为职志、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精英,如张元济之于商务,陆费逵之于中华、章锡琛之于开 明、邹韬奋之于生活。(3)把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出版活动。如王云五引进国外科学管理方式和商业经营理念于出版,杨端六运用会计簿记制度等。(4)形成现代 的出版理念,如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和版权意识。他们认识到出版是当今中国之急务,出版具有开启民智的功效。陆费逵、杜亚泉、叶圣陶、邹韬奋多是身体力行。张元济晚年也有一句诗概括其人才观:“此是良田好耕耘,有秋收获仗群才。 ”(5)办报刊、做出版成为知识分子的时尚选择。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在商务和中华主政期间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书辞典,为普及教育、传播学术作出了大量的贡献。他们开启端,解 放前后,邹韬奋、张静庐、章锡琛、赵家璧、胡愈之、叶圣陶、陈翰伯、周振甫、姜椿芳等又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这些群星璀璨的出版人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 道靓丽风景。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求真品格将永载史册。

在近代中国,出版是社会文化的传感器和推动力。洋务派“以译书为第一急务”,林则徐、魏源 率先出版《四洲志》和《海国图志》,被张之洞誉为“中国知西政之始”。维新派的变法图强,资产阶级革命派武力革命,均以出版宣传、报纸图书为要,《新民丛 报》、《民报》是其喉舌。我党成立前后,分别创办了《向导》、《共产党人》杂志,毛泽东等人创办《湘江评论》、《觉悟》,有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 编辑出版与近代文明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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