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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氓》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时代意义 诗中的“我”从一开始表现出的是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和憧憬。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氓”打着“抱布贸丝”的旗号来向“我”搭讪、套近乎时，“我”出于对美好情感的渴望与期盼，在他花言巧语的攻势下，涉世未深的“我”很快被其捕获，心甘情愿的成为了他爱情罗网中的猎物。“我”不但轻信了“氓”感情的真诚，而且大胆的突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桎梏，毅然决然地与其私定了终生的爱情契约。在痴情的主导下，“我”不但体贴的“送子涉淇”，而且在“子无良媒”前提下，竟然还同意了仓促的“秋以为期”的婚期。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也许是出于对把握命运的自信，“我”抛开了女子应有的矜持和谨慎，也可能是出于对“氓”海誓山盟的偏听偏信，“我”忽略了传统媒妁制度对当事人品行道德考察的必要性，“我”抱着一颗至诚之心，迫不及待、义无反顾的飞向了一个自我营造的爱情小巢。 在最初的婚姻生活中，“我”也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幸福的。因为基于单纯、炽热恋爱生活的惯性，“我”依然深信他还具有当初“抱布贸丝”时的虔诚，而此时的我，不但依然拥有当初能深深吸引“氓”的“其叶沃若”的娇美容颜，而且能做到在“三岁食贫”“夙兴夜寐”的艰苦生活中安之若素、无怨无悔。但“我”并不知道这种一厢情愿所营造出来的痴心的幸福，基础并不牢固。因为随着无情的岁月的洗礼，“我”再娇美动人的容颜也有枯竭的一刻，“我”再坚强的臂膀也有不堪重负的一天。随着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一天的到来，昔日那个温情脉脉的“氓”开始对人老珠黄的“我”冷淡、疏远，也正当“我”被“靡室劳矣”“靡有朝矣”的艰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昨日那个信誓旦旦的“氓”开始变得“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面对眼前这个朝三暮四、冷若冰霜的男人，“我”肯定也在扪心自问，这还是那个值得自己信赖并托付一生的爱人吗?难道自己付出这么多、牺牲那么大，竟然就换来冷漠和背叛吗?伴着这些疑问，“我”并不甘心于“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的自怜自惜，“我”决心要向“氓”讨个说法。虽然文中没有描述这样一个“摊牌”的情景，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场景肯定是真实发生过的。可悲的是，“我”的不满和愤懑，不但没能赢得“氓”的回心转意，甚至未能争取到他些许的安慰或敷衍，“氓”所回应“我”的，竟然是“至于暴矣”的变本加厉!“至于暴矣”短短四个字，远不足以刻画出“氓”的穷凶极恶、残暴无情，但却可以很好地引导我们去想象受暴后的“我”的悲苦无助、伤痛欲绝。 至此，曾经天真的“我”终于在残酷的事实面前认清了“氓”冷酷凶残的本性。可以说，此时的“氓”，已不屑于再戴上温柔的假面来哪怕是敷衍一下我。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和一个黑得看不到头的未来，清晰而又令人绝望的展示在“我”面前。 可“我”无法反抗“氓”的绝情，就像“我”无法抵御命运的无情一样。因为在那样一个“夫为妻纲”的时代，丈夫就是“天”，就是不可违逆、不能质疑的代名词。因为男女权力的极端不平等和家庭地位云泥之别的形成，早已由来已久，根本不是任何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得了的。在一个靠劳动力强弱决定生存资源大小的时代，决定了男人“撑起一片天”而女子只能“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经济格局;在一个男人可“出将入相”纵横天下以逞其威，而女子只能困守阁中做“淑女”的时代，注定了男人风光无限而女人只能做幕后英雄的政治格局;在一个男人可以读书识字走仕途经济之路，而女子总被强调“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注定了男子有想法有主见而女子只好“头发长见识短”的文化格局;在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以繁盛家族香火，而女人只能大度包容以显其贤德的时代，决定了男子为所欲为而女子只好忍气吞声的伦理格局。 可以确信的是，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秩序下，在那个男人说了算的家庭格局中，“我”针对“氓”的背叛和凶暴，没有任何有效地反制手段，而且就算是在公众舆论方面，“我”也没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支持。这里面除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的束缚，“我”被休弃返家后遭遇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冷嘲热讽也可看作是社会救济之路不通的明证。可见，在当时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秩序下，女性不仅在家庭内部可能遭受男性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种种侵犯，还有因家庭不幸沦落为社会笑柄的现实危机。因此，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丧气的可悲情景：当女性在被追求时，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足不出户的女子不能和见多识广的男子在信息的准确性、针对性、完整性上相提并论)，很可能被男子的表面功夫所迷惑，而做出不甚准确的判断;而当进入婚姻生活时，女性因为种种资源和能力的劣势，又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庸，特别是当遭受男性的不公对待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子既没有正当的渠道可以申诉，又没有可资利用的合法权利能与男性的强势特权相抗衡，这时，如果不能选择保持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的沉默，可能就会因反抗触怒男方而遭遇无情的休弃;就算是到了被抛弃的地步，女性的处境依然是尴尬的，因为社会舆论通常会不问是非曲直的偏向男性说话(舆论指向有时也只问尊卑贵贱，而常常罔顾公平正义)，甚至是女性的亲友也会习惯性地从女子身上挑毛病，因为在传统时代女子被休不但对本人甚至之于家族都是一件可耻的事(尤其是对于私定终生的女子，这种舆论的非难可能更加沉重)。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氓》中的“我”的遭遇绝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无数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在那样一个把女性从属化、边缘化、物品化的时代，女性既无法逃离男性编织的虚假情感的罗网，又无法对抗“夫权至上”的不公正的权力格局，甚至无法躲避以袒护男权为理论基础的道德评判。万幸的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在面对打击和不幸时没有气馁绝望，而是高昂着头颅喊出了“反足不思，亦已焉哉”的觉醒宣言，这种决绝的勇气令人钦佩，这种理性的气度让人叹服。也许，正是靠着这种勇气和气度，我们可敬的女性才能穿越数千年来沉重的伦理迷雾，而昂首迎来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吧。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ded3cd042aea81c758f5f61fb7360b4c2f3f2a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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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