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伟大的考古学家-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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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新时期的夏鼐:宿白

宿白是我国着名考古学家,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辽宁沈阳人。

在上中学期间,他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学生越想知道。那时,他不清楚沦陷区和后方有什么区别。

1939年,宿白先生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那时,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就希望大家念书。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可以学历史很好,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

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宿白先生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

1944年毕业以后,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他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他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宿白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他打算上哪儿去,他说没地方。他就问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宿白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他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宿白。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宿白先生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实际上,1950年开始,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从1952年到1964年,他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


1964年到1974年,什么事都干不了,书都被封了。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所以还算清白,没受到太大冲击。

宿先生是我国最早接触西藏考古的专家,着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考古界有传闻:宿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条件有限,不可能用尺子测量。然而他画的图,都是用步量或目测,八九不离十。1959年,他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考古队,用专车拉着他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宿先生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他去参加。他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我那时自己画的,现在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他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他提起1959年宿先生去西藏考察文物的情景,宿老说:“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宿先生是世界着名石窟和石刻研究学者,1958年主持河北邯郸涧沟齐村龙山——商周遗址的发掘,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工作,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对响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都作过测绘和研究。他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宿先生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我问他怎么会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宿先生答道:“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老师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宿先生那代文化人,富有生活情趣。拙作《日照香炉》书名就是宿先生所题,笔力遒劲,为拙作增光添色。他除了一手好字外,还是一位篆刻家。《宿白印谱》一书,是当今文人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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