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星游走于乡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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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星游走于乡野的光

48年前,我在一所乡村小学当班主任。学校离家不远,只需在一条俗称“牛车路”的大路上走10多分钟,路两旁是田垌。晚上,改完作业,信步回家,一路有呱呱的蛙声、唧唧的蟋蟀声。初春,风夹带着紫云英的淡香。深秋,稻子收割以后,农民在田里堆起带禾稿的泥来焚烧,来年用作肥料,空气里充满亲切的焦煳味,一如灶头上被急火烧过头的锅巴逸出的香气。

一个夜晚,阴天,星星隐藏在云里,竹林黑压压地嵌在黑灰色的天幕上。建在大路旁的医疗站,平日窗子总映出长方形的黄色光晕,今晚却没有——停电了。没有外物掺杂的黑足够纯粹。

忽然,远处浮动起一星钴蓝色的光,小而灼亮。揣测方位,该在拱桥上,我停下脚步观望。钴蓝色的光竟伴着人声,我又惊又喜,快步迎上。两个嘻嘻哈哈的男孩子和我相遇了。从嗓音听出,是我的学生——阿松和阿汗。他们把蓝光举起,照着我,一起叫了一声“老师”。我盯着蓝光,问:“这是什么?”

“刚刚逮的。”阿松把一个墨水瓶递给我。我拿过来一看,里面爬着上百只尾巴发光的昆虫,微光晶莹如水晶,近于雪白,集结起来,却是敞亮的蓝。“在哪里逮的?”我的兴致来了。

他们说,在莲塘村后山的林子里,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他们领着我,离开大路,绕过村边的池塘,站在林子旁。这儿,萤火虫飞来飞去,有如从一炉钢水里溅起来的火星儿。我和他们坐在草地上,聊了一会儿闲话。露水滴在额头,我说你们该回家了,他们说好的。阿松把墨水瓶递给我,我让他们自己留着。“路上做手电筒嘛!”阿汗欢快地说。

和两个孩子分手,回到大路,我手里捧着钴蓝色的光,想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是全班最调皮的。我曾在校门外建在鱼塘上的厕所前撞到阿汗,他神情紧张地拦截每一个想进去的同学,高叫:“满座,满座。我知道必有蹊跷,走近一看,厕所下垂着一根线。我推开门,把牵线的阿松揪出来。两个捣蛋鬼一个在偷鱼,一个在望风。校长对他们提出警告。可是,刚才他们被钴蓝色的光照着的脸上,只有天真。

送我萤火虫的阿松,4年前曾在聚会中见到,快60岁了,已变成一个老成持重的泥瓦匠。我说起当年的事情,他全忘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黑暗中捧着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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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光,嘻嘻哈哈地朝我走来的两个孩童,以及我平生第一次捧着萤火虫走路时心里充满的纯净的诗意。

记得走到家门口,我在草地上倒空了墨水瓶,刹那间,头顶布满了繁星。

不曾远游的母亲



母亲是上河人。

所谓上河,就是峡河的上游。七十里长的峡河,在本地人的习惯里,常被分为三段,上段二十里,称上河;中段三十里和下段二十里,统称下河。住在不同段的人在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上稍有差别。上段,苦焦、偏僻、荒凉。母亲出生的地方叫三岔,三条河在这里交汇,这儿是上段的上段,翻过后面的西街岭,就是河南省地界了。

母亲十七岁嫁到峡河中段的塬上,父亲家给的彩礼是两斗苞谷。那是爷爷用麻绳套来一只白狐,然后用它从河南贩子手上换来的。相较而言,河南那时候的粮食比峡河的宽裕。那两斗苞谷,外公一家吃了三个多月。当然,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

紧挨着峡河东面的地方叫官坡镇,那是峡河人赶集的地方。虽然它属于河南卢氏县,在行政上与峡河没半点儿关系,但峡河人口少,没有街市,也没有集,生活日用品、五谷六畜都要到官坡集上买卖。

母亲喜欢赶集。官坡镇,是母亲少女和青年时代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母亲最后一次去官坡镇,是我十九岁时。她此去是为我占卜命运的。那一年,她四十一岁。我记得此后,她再没出过远门。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事可干。家里有一群牛,我负责放它们。与农田里的活儿相比,放牛是最轻松的,故有“三年牛倌,知县不换”的说法,说的就是放牛的自由、散漫。家里让我放牛,也有对命运不认输的成分——放牛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在山上读一些书,想一些事情。那几年,牛在山上吃草,我在山上读了很多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那阵子读完的。

放牛一年多,牛没壮也没瘦,原模原样,我却越发显得没了志气,露出傻样来。母亲对父亲说:“这不行,难道真是一辈子放牛的命?”

2


她带了两斤白糖、两包点心、十元钱,去官坡找张瞎子。

我没见过张瞎子,却不能不知道张瞎子,据说他通天彻地,本事了得。传得最广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人搞恶作剧,把家里一头牛的八字报给张瞎子测。瞎子排了八字,不慌不忙地说:“此人命里富贵,一生有田耕,不愁吃喝,八岁而亡。”那头牛真的只活了八年。

三天后,母亲回来了,对父亲说:“娃没事,四十岁上能出头。”



一九八七年,峡河发大水。

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那一场大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河里与河岸上的石头、树木、庄稼悉数被卷走,一同被卷走的还有牛、羊、猪和人。

大雨过后,峡河的水还没退,妹妹病了,中耳炎引发的乳突炎。那时峡河还没有撤并,还叫峡河乡,有卫生院。妹妹在卫生院里打了六天吊瓶,病情越来越重。去县医院,无异于登天,路途遥远不说,主要是没钱。我们兄弟几个正上高中或初中,每人每星期只有一袋干粮。街上小饭馆两角钱一碗的面叶子,我们从没吃过。

本来是不要命的病,却要了妹妹的命。那一年,她十三岁。我从学校赶回来时,父亲和母亲的神志都近于错乱。也是从那时候起,母亲开始哭,白天哭,晚上哭,哭了十年,哭坏了眼睛。这十年,她去得最勤和最远的地方,就是妹妹的坟头。这个“远”,是说来来回回的路程。单程算,从家到坟头不过数百米,但这么多年,母亲往返其间,加起来,怕有千里之程。

生活像一口锅,母亲一直在锅底的部分打转。锅外的世界不知道她,她也不知道锅外的世界。锅有时是冷的,有时是热的,只有锅里的人,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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