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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及其落实政策效果研究 摘要：随着2021年9月1日“双减”政策的正式实施，我国中小学教育面临着全新环境，德育、美育和体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对于学生而言，作业量和学习负担减少了，被给予了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对于学校和家长而言，空余的时间出现意味着全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空间开始形成，在减负的过程中同时提升教学质量。教育局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家社为把手从多主体贯彻双减政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本文具体探讨“双减”政策落实后的具体成效。 关键词：“双减”政策；政策落实；实施效果 1.“双减”政策落实效果——从“治标不治本”到“标本双治” 随着2021年7月“双减”政策意见的出台和实施，以“减负”、“减量”为核心的治理方针在教育局各个行业逐步落实。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学业减负政策，在1949年-2018年期间共计60余份减负政策文本足以见得如今中小学学习压力之沉重以及教育局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近几年来，我国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于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根据调查，在过去绝大部分初中作业总量时长基本都超过了1个小时以上，其中初中考试科目共7科，平均每一科的作业总时长都达到了30分钟以上，同时学生早自习和晚自习时长基本都达到1个小时左右，由此看来初中生校园生活的大部分时长都在做作业和学习；同时功利性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以及校外培训火热，资本过度涌入教育行业存在巨大的风险，培训机构的“费用高”、“退费难”、“教学质量低”等违规违法现象时常发生。原有的治理方针通常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之后教育局等相关部门都是被动的出台相关文件予以规范，具有滞后性、被动性。比如2018年年底出台的《中小学减负措施》对办学行为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规范——如不得随意提高教学难度或者加速教学进度，命题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导向，杜绝“题海战术”等，而这些举措往往只触及到问题的表面，只有真正探究学生学业负担繁重的实质，解决根源问题才能达到“指标又治本”的效果。在过去我国教育主要是做“加法”确保学生受教育的普及程度，如今为了让学生实现身心健康发展，“减法”也需要积极落实还给孩子自主的成长空间，进一步构建良好教育生态格局体系。 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教育起点各不相同是学生作业负担过重的根本，如北京与河南、河北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不同省份的教育起点和资源不同，教育培训机构借此贩卖学习焦虑、鼓吹学生与家长“提前学习，加大学习量”，越来越多的家长争先恐后帮自己的孩子预订五花八门的辅导班，教育乱象丛生。鉴于减负问题的急切性、顽固性和综合性，“双减”政策对学生的作业时长和作业总量进行了明确规定，“双减”政策的出台直接冲击了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形式和空间，有效的减轻了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严厉的打击了教育培训机构乱象丛生的不良现状，推动中小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再局限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多的拓展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探索能力，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各项教育措施的完善并联动家校社协同机制，从多方面内容、多个主体上达到治本的目的。 2. “双减”政策落实主体——从“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到“政府主导、多方联动” 胡惠闵,殷玉新（2015）分析了1955-2016年间11个解决学业负担的专业政策，并对落实减负政策的主体进行了分类拆解和统计，其中政府为28条、学校为54条、社会为14条以及家长为1条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由此看出，以前减负政策的实施主体以学校为主、政府为辅，政策的实施主体依旧是以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并没有对家长如何进行教育监护、培训机构如何自我管理和规范提出明确的要求，也没有在各主体之间形成联动互助。 而在“双减”政策中，“政府主导、多方联动”更是突破了以个别主体为主的局限。如在拓展课后服务渠道方面，“充分利用好各种社会资源，如少年宫、青少年活动等活动场所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各国各地教育资源的利用上要“创设各种优良、便利的教学网络平台，构建线上线下双平台，打造密集的学习网络”；在提升支持保障能力方面，必须完善“家校协同机制”，通过家校合力，提升“双减”政策后的教学效能。具体表现为学校教师与家长进行充分沟通并提出要求，望家长关信孩子的内心世界和情绪变化，注重孩子的情绪培养、帮助其培养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总之，各个行动主体形成关联，在良好沟通的基础上互帮互助，当“双减”政策的落地和监管更加高效、全面。 3. “双减”政策实施对象——从“校内单减”到“校内外双减” 在过去，关于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往往是“一果多因”的模式进行，众多学者认为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无非是升学压力与个人发展等原因导致而成，学校以升学率为主要评判指标，应视教育更是限制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原因之一，“唯成绩论”和“唯分数论”都是过去社会现象的直接反映，各种的诱因和表现各不相同。王贤文,周险峰（2021）将“减负”工作具体划分为四个时期：身体健康关注时期、解决和追求升学率时期、素质教育的推进和发展和“新课改”时期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可以看出，四个时期“减负”的主体依旧是以学校和学生为主，学生既是学业负担的承受者，也是“减负”落实的主力军，他们对自己的学业负担和学习情况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并且能够自发的贯彻“减负”行动；政府则是学业负担的管理者和引领者，而学校则是“减负”的主要执行者。 但是近年来，大量资本发现教育行业有机可乘，资本涌入教育培训行业将教育风气扰乱得乌烟瘴气，扰乱了教育生态、也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秩序，通过鼓吹家长对教育培训行业投资、以升学压力和社会竞争为借口引导家长学生进行“内耗”，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心理负担。很多家长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被社会淘汰，提前给学生报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和学习班，学生参加学科类的课外培训不仅压缩了其休息的空余时间，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各类培训机构收费奇高，严重违背了教育行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可以说“双减”政策是对中国功利化、现实化教育观念的一次纠正和改革，也体现了对教育发展规律的二次认知。 “双减”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首次将造成学生学业负担的校内与校外源头纳入治理范围，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严格的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双减”政策的推出对教育培训机构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很多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师纷纷失业下岗，随着业务量的减少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不做出裁员的举动，这也提高了社会失业率，意味着中国劳动力面临着一次全新的“大洗牌”，而这些被裁员的人又该何去何从？ 4.“双减”政策治理方式——从“简单禁止”到“综合手段实行开放路径” 回顾我国校外补习与培训的发展历程，从“学校教师为扩大收入自己开班教学——教师行为异化，在校课程知识讲解的有意保留，课程质量和效果大幅度下滑——非学校教师开班授课——大量资本投入教育培训行业谋取暴利——教育机构乱收费、乱开班——教育局下发政策禁止学校教师私下补课——资本为盈利制造升学焦虑——家长学生唯恐落后主动报班。” 纵观这一系列发展过程，教育局和相关政府曾多次出台政策禁止补课行为，但禁止对象依旧以学校教师为主，未将主要矛盾对准教育培训机构。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资本过度涌入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导致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家长经济和精力负担过重，严重对冲了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双减”政策明确将矛头对准不守规则、随意收费的教育培训机构，坚持从严审批机构、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强化常态运营监督，改变了当前课外学科类辅导机构猖狂、乱收费的不良现象，从根本上治理了散布和制造焦虑的源头，从简单禁止学校教师课外培训活动拓展到采取综合手段治理多个主体的开放路径。 有学者指出，之前一系列减负文件实施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未将减负问题上升到法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e5e4036f0a12a21614791711cc7931b765ce7b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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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