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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行走”意义 作者：许贻斌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许贻斌 （鸡西大学 文法系，黑龙江 鸡西 1581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中心，众多人物的“行走” 的描写，将“行走”这一乡土人生的日常活动方式，赋于了超越其本身的多重所指意义，经过百年历史中一代代人的演绎进化，最终指向寻找的终极所指。寻找对话，寻找对话的人，寻找自己。在寻找中，主体意识由朦胧变得清晰，从被迫到自觉，构成了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的寓言表达。 关键词：母题；行走；对话；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3-0066-02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中心，描写了众多人物的“行走”，贯穿了从形而下的生存需要到形而上的存在方式。“行走”作为乡土人生的日常活动方式，被作者赋于了超越其本身的多重所指意义，经过百年历史中一代代人的演绎进化，最终指向寻找的终极所指。寻找对话，寻找对话的人，寻找自己。在寻找中，主体意识由朦胧变得清晰，从被迫到自觉，叙事上构成了“道路”母题的寓言表达。 一、小说中对“行走”意义的深层阐述 小说中从最基本的“行走”写起，卖豆腐老杨的沿街叫卖，赶大车老马的贩货运输，剃头匠老裴四处扛着剃头担子，还有书中众多贩葱贩驴做醋的，杀猪剃头卖布的……乡土社会的简单经济模式下，行走是满足以生存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它暗示了一个勤劳但贫穷的民族（乡村社会）基本的生存状态。这种压抑和困顿下，乡村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们，将舒缓方式还原成最简单的“说得着”。“说得着”是一种对话关系，强调的是话语两头儿的平衡。小说开篇写老杨和老马的友情就从对话的平衡写起，老杨以老马为知己，老马却不，原因很简单，如老马所说“他拉着我掏心窝子，他掏完痛快了，我窝心了”。单方面的倾诉造成对话关系的失衡，并导致了友情的解构。老杨和老马的故事暗示了元小说的叙事。正常的“对话”关系构成了乡村最日常的伦理逻辑，“说得着”是乡土人生行为活动的精神信仰。老高和吴香香，老尚和庞丽娜，这两对亡命鸳鸯合理不合法的私奔，就是在这种信仰支撑下的出走，纵然隔着百年的历史，民间对话的失衡依然超越时间地存在着。这里的行走，是为了保持持久的对话关系，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资料目的。如果按照康德的人类活动划分法，前一类行走是实际的，这一类行走就是认识论的，具有主体的实践理性意义。“对话”以日常的最高哲学重新调配着社会关系，暗示了国人沟通地不充分，也暗示了他们的寂寞。因为寂寞，才有了迫切的说话欲望，才会为了获得平衡的对话不惜出逃。但抛开道德层面的意义，老高吴香香、老尚庞李丽这样的幸运儿还是少数，大部分的人还是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在对话的失衡关系中独自寂寞着。老马一辈子没朋友，因为如老杨所说“方圆百里，哪儿还有一下能看十里和看十年的人”。找不到说话对象，老马寄情于吹笙，吹笙让他“忘记赶大车”，每晚睡前不管多忙多累，总是吹两口笙才睡。吹笙，于他已成为仪式。和老高情况类似，私塾老汪曲高和寡，每月两次的无目的行走都是在数脚步中度过，“从镇上到小铺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在越走越远的脚步声里，满纸都是阿飞数桃花时的寂寞。阿飞尚且还有李寻欢，老汪在课堂上生活中都知音难觅。除了老高的吹笙，老汪的奔走，县官老胡的木匠活，老史的手谈，杨百利的喷空，竹业社老鲁的晋剧走戏，盐津人舞社火等等同样具有仪式的象征。找不到可以对话的，或纳言的人，只能在各种仪式中以无形的热闹和器物的响动抵抗着寂寞，安慰着心灵。然而这些以审美活动为主的仪式，多半是无意识下判断力的结果，真正具有主体意识的，能动地对抗寂寞的，是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的行走历程。 二、小说中对话关系中的“行走”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行走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迷。无论是杨百顺出走延津寻女，还是牛爱国奔赴延津，都与“行走”有关。刘震云处理吴摩西的时候，不是纠缠在市井风月不放，而是迅速回到了吴摩西的内心：他要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但去那里呢？吴摩西既没有可去的地方，也没有指引他的人，一个人内心的无助和孤独在这里被刘震云写到了极致：人的一生可以有许多朋友，但真正为难和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可以投奔的人竟然了无踪影。这一发现不仅表达了刘震云洞察世事的锐利和深刻，同时也表达了刘震云对人生悲凉或悲剧性的认识。 小说的下半部“回延津记”的主角，是吴摩西养女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牛爱国在情感上的遭遇与吴摩西没有本质差别，他也是为找一个能“说上话”的人返回延津。一出一进就是一个近百年的轮回，但牛爱国能够找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话”的意味在这些人物中是不能穷尽的。说出的话，有入耳，、有难听的，有过心的，有不过心的，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有说得起的，有说不起的，有说不完的，还有没说出来的。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这和《红楼梦》中的黛玉临死也没说出宝玉如何没有什么区别。刘震云认为“说话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最终要寻找的还是那个能说上话的人。小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韵味，普通人的“说话”才博大精深，深不可测。也正是因为刘震云发现了这一切，才使这部讲述市井百姓的小说超越了明清白话小说而具有了现代意义。 三、小说中对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的揭示 从杨百顺到牛爱国，出延津和回延津的路在地理接壤中形成了一个血缘历史的轮回，出走，由上梁山到在路上，一方面是个体生命必经的成长劫难，另一方面是代际传承的民族宿命。杨百顺的负气离家，牛爱国的伤心出走，皆是对最亲近的人失了望，杨百顺从皮匠老吕口中得知父亲串通弟弟一起骗自己时，“头上如响了一声炸雷”，他生气他爹，也生气自己舍命救回来的弟弟杨百利。牛爱国在婚姻失败、友谊变故后又遭遇车祸，醒来时一脑袋血，“突然感到自己要离开这里，不然真的要杀人。至亲和好友的背叛使他们家庭核心关系解体，行走成了被迫下的主动行为。这种被迫下的主动伴随着杨百顺一路杀猪、挑水、种菜、做馒头。上梁山的出走后，是在路上的迷茫。他曾经对牧师老詹这样说：“我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愁死我了。”牛爱国和他一样发愁，离家后四处辗转，最后在路人老崔的豆制品公司打工落脚。身体的四处漂泊，隐喻了精神的无所皈依。同所有的乡民一样，他们最初的宣泄方式，也是审美活动上的情感释放。杨百顺最初是着迷于罗长礼的喊丧，后来是舞社火。牛爱国是类似于私塾老汪的奔走，走到哪里心静了就在哪里停脚。真正使他们主体意识自觉的是成长中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时刻在叙事性作品中迫使主人公面对自己生命中最深刻最隐秘的真实。对杨百顺来说，他的决定性时刻无疑是目睹老高和吴香香互喂白薯的亲密瞬间，能在物资匮乏的窘境中依然甘之如饴，杨百顺终于意识到对话关系中重要的是人，回想自己20岁的人生，父亲兄弟，师傅老婆都不亲，唯一说得上话的是养女巧玲，虽然和自己走散了，延津也成了伤心之地，但意识的觉醒使他能够面对自己，他已经意识到，吴香香决定私奔之前必定有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打动了她的心。他带着老詹的教堂图走出延津，出延津时，他改名为罗长礼。这是杨百顺唯一一次自己作主的名字，也是他最后一次改名。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宗教和家庭都没能令他获救，最后叫罗长礼，更名完成了他身份上的确认。年幼时由罗长礼的喊丧所激起的、追寻“虚”的意识在此刻变得自觉，“虚”暗示了超越生产资料的精神追求，叫自己罗长礼意味着杨百顺肯定了自己的道路，即使自己永远也找不到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但至少他已经知道它的存在。按照“道路母题”的叙事特点，某个人或某群人经历了一次真实的，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的旅行，旅行结束时，这个人将发现他所面对着某种始料不及的情境，那间或是他生命终极意义的获取，旅行由此而成为某种“天路历程”，主人公在这一历程中获得了自己的信仰、生命的意义、个人身份的确认。成为罗长礼，20岁的杨百顺完成了他的成人式，获得了人生的信仰。 牛爱国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是经历老尚与自己妻子庞丽娜的私奔，看到老尚“关键时候豁得出去，把亲人和熟地方都扔了，带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从心里首先不是怪老尚，而是佩服老尚。”宿命轮回，他们的私奔让牛爱国重复着当年外公吴摩西的寻妻之路。成长和寻找是道路母题的副题，从杨百顺到牛爱国，都是在寻找中完成成长的仪式。小说中，成长就是他们的时间形式，甚至是所有人的时间形式。人们以个体的生命周期来对抗历史文化时间以及现代文明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文化时间就是县长人选的更换或者教会有些势力；现代文明时间也不过是饭铺变美食城，作坊变公司，东家改称经理而已，无法更改乡土社会的自然生命周期形式。这一方面是作者的乡土情怀遭遇现代性后的舒缓和释放，另一方面是道路母题的寻找所需要的时空容量。“道路”既是行走的物理空间，又是主体的人生轨迹。 综而言之，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主体的成长和寻找既在各自封闭的结构中独立完成，又在血缘和时间的发展下纵向继承。小说中，牛爱国真正决定上路去找章楚红是在看完了吴摩西留下的、属于老詹的教堂图之后，图的意义传承象征着交接的仪式，吴摩西等前人未竟的寻找，要由牛爱国一辈承担。牛爱国比吴摩西幸运，他曾经遇到了那个说得着的人，也差点就听到那句能顶一万句的话。然而他又同吴摩西一样不幸，无论寻找一句话或者寻找说话的人，历经百年，交流仍是一种缺席的状态。因此，行走还是继续存在。值得安慰的是，牛爱国最终上路的原因是“他现在要找到章楚红，不是要打听七个月前的老话，而是牛爱国有一句新话，要告诉章楚红”。从杨百顺到牛爱国，话语的寻找者已经变成话语的拥有者，这使小说的叙事在宿命的悲哀中闪烁着希望的星光，是作者在黑格尔历史观下的存在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喊桑”、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干叙事新面向［J］.南方文坛，2009（5）：5-13. 〔2〕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月报，2009（3）：23. 〔3〕安波舜.一句胜过千年.一句顶一万句·编者荐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4〕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文学自由谈,1993(1). (责任编辑 王文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e6a957dc1a5f312b3169a45177232f60ddcce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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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