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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做人做事智慧 毛泽东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内容——文化，人民群众是其主要缔造者、推动力量。正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灵感，进行总结，才产生文化作品。一切伟大的文化作品无不是时代的产物，无不出自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实践中，远至《诗经》，近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优秀作品，莫不如此。 文化源于人民。传统文化也就在我们身边。虽然中国近代以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头变幻大王旗。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有种种曲折的道路，誓将日月换新天。然五千年传统文化，实扎根于中国民众心中，行为中，社会习俗中，非由历史波折所能去除。钱穆说“中国传统思想乃蕴藏于广大群众之行为中，蕴藏于往古相沿之历史传统及社会习俗中。”诚如所是。乃至百姓“日用而不察。”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个体，作为现代人，我们如何以自身去践行、继承和发扬呢？ 一、完善自己，做一个充满正能量之人。 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人人可践行传统美德，臻于至善。钱穆说“五千年传统文化，亦可谓即在我们当前之日常口语中，甚深而极浅，甚古而极新，活泼泼地呈现。从当前新处去悟，却仍在旧处生根。”子曰“道不远人”。在孟子看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晋竺道生主张人皆有佛性，人皆可成佛。孔孟之言，言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廉耻等等美德之为人人具备，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佛家之“佛”也即理想人格、境界。皆言普罗大众可身体力行，修身养性，正德厚生，止于至善。 那么如何修身养性，止于至善呢？《中庸》记，“天命之谓性”，人性禀赋于天；“率性之谓道”，率循此性而行即是道。要“率性”，需要践形、尽心、尽性。钱穆说“人之一身，具一形，必具一性。人能将此天所赋予之性，一一实践，而尽量发展出它的最高可能性来，此即是践形，也即是尽性了”。人之目能视，耳能听，心能爱，脑能思维，身体能运动，这些能力都需探索、挖掘，发挥至最高水平，发挥出其潜能，也即是践形。这种发挥、充实自己，谓之美。“充实之谓美”。这样，才算尽心、尽性，尽天所赋予之性。否则，算是辜负了父母给予我们的身体，上天赋予我们的天性。“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自身充满美并且能发出光辉，影响别人，带动别人，这叫作大；大再进一步，不但影响周围人，还能使天下人感化，这叫作圣；圣又高深莫测叫作神。神、圣是中国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至此，可以称之为圣人、神人、神圣。道家称之为真人，佛家称之为佛。 于我们现代人，充实完善自己，发挥自身的潜能，凡事尽心尽性，人人能做到。爱自己的身体，健身，焕发生命的活力，保持健康的身心；读书，学习，充实、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境界；“本诸身”，实践，躬行体验，切问近思，从行为中去完善品质、德性，培养能力。自己完善了，有爱心，有德性，爱才会从自身内心满溢出来，才会有“光辉”，才会感化、影响身边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想对父母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不妨先从完善自己、充实自己、相信自己开始。自己先做一个积极，充满爱心、正能量的人，带动影响感化周围的人。胡适有句名言，“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此处同理，完善自己才能感化别人；相信自己、爱自己才能真正爱别人；自己快乐，才能让周围的人受感染而快乐。只有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先进的时代文化充实自己的心灵，完善自己，然后还溢出去、散发出去、感化周边之人，做到尽心尽性，也才是达到“大”、“圣”、“神”。 二、知行合一，做一个积极进取之人。 顾准说，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没有逻辑学，哲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成不了“主义”，只是传统的因袭。钱穆也认为，中国社会不易产生如西方般的思想家。一些传诵古今的话，只像是格言，零零碎碎，各不相顾，只是些经验谈。但钱穆同时认为这是中国人把行为实证与语言思想融合成一片，把思想与行为交融互化，一以贯之，不让思想一条线单独向前之妥当稳健处，乃中国思想一大特点。明王阳明则把这一特点用一句话来表示，即“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中国古代众多重视“行”之思想言论。《尚书》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王充提出“学贵能用”，“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朱熹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强调始于学，落于行。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明确指出研究学问必须着眼于现实社会，为现实社会服务，提出“经术所以经世”，“知行相资以为用”，“即知即行，不行仍是未知”等等思想。所以说，知行合一，“殆为真得中国传统思想之精义”（钱穆语）于我们，既要与时俱进，学习各种思想、技术，又要践之于行，经世致用。 人生，在中国古代更多以“命”来出现。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命”有两意：一是“命在我”，我可以主动去做的；二是“命在外”，我之不可控因素。分别相对应于主观、客观两因素。在我者在己，在内；在外者在天。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应同时知道“命”的两方面，才是真正的“知”。同时，应勤奋好学，积极进取，循其所知而行向于不可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只有持进取之心，方能以不变应万变，立于不败之地。儒家入世，倡导“修齐治平”，投身社会，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曰“君子不器。”一个有才华的人应该多才多艺，掌握多种技能，不能太单一了。《中庸》则说的更明白，“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所以，孔子自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古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有功，戏无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韦编三绝、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莫不说明要勤奋、下功夫，“吃得苦上苦，方得甜中甜”。当下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唯有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与时俱进，方能应对，进而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 三、抵制诱惑，做一个内心平静自由之人。 商业社会、消费经济刺激人们不断产生新的欲望，求新求变，以不变为保守、落后甚至无能的表现。如果因此而心态浮躁，欲念丛生，四面出击，却非真正的知行合一，积极进取。身处大千世界，面对各种诱惑，我们要有一份定力，做一个内心平静自由之人。 中国文化的最明显特点在于其伦理色彩，教人做一好人、完人。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钱穆言，“中国古人之自由，是从人群中退隐一旁，向自己内心求。各人之自由，即各人内在之心性，心性之修养。失去其内在，则一切外在当无意义价值可言”。重视内心之自由心性。《中庸》有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君子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君子在社会现实中无论处于何种境地——贫贱、富贵、患难，甚至与夷狄人相处，无论受到何种诱惑，“都能适应，每一境必有一处置，处置当，即可有得。得之由己，亦得于己，故谓自得。”故言“人各可自由自得，非他人与环境之可限。”也即真正的君子能够不受环境之影响，并且在各种环境都能自由自得，内心平静、操守有度，逍遥自在。心平，则自心安，则安静，安宁，安详，安之若素。素即日常生活，无其他勾搭牵挂。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平素亦称平常，能有常，便可安。变则心不安，故须能处变如常。故君子能素富贵行富贵等，素位而行。现代之自由，则为向外求，求表达、求参与、求个性，内心却常常陷入孤独、抑郁之中，这与传统文化之求个体内心之自由大相径庭。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是对遁隐山林，自由自在的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小农社会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自给自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此相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自由人的标志就是拥有大量的闲暇，能够极好的利用闲暇。闲暇实际是一种自由。可以自己掌控时间和精力，可以专心致志，可以精益求精。有闲暇的时间，就可以去思考生命中的“无用的”、“形而上”的问题，就可以思考人生，思考价值，去欣赏艺术、电影，去阅读，去做自己的兴趣，以求得精神和灵魂的休息、触动和发扬。 虽然我们在现实中为工作所牵绊，为生活所奔波，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之中，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给心灵留一片净土，可以平静，可以沉思，可以栖息。如此甚好。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ef603cebde80d4d8d05a4f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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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