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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暂无 来源：《新经济》 2017年第15期 吴 彤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 要：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当前，党和国家提出了“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民族政策主张，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减少族际冲突。而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作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必要途径，在全国各地社区中均有应用。本文以北京市牛街回族社区为例，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背景与概念进行分析解读，探讨民族嵌入式社区建设的意义、当前存在问题以及对于相关治理模式的思考。 关键词：民族政策；民族嵌入式；社区 一、背景解读与概念分析 2014 年5 月26 日 ，中央政治局在研究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上，围绕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标明确提出了“各民族互相嵌入”的理念，提出要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所谓民族工作的“嵌入式治理”模式，就是指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指导，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保障各民族公民平等合法权益的民族工作战略 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民族跨区域大流动活跃期的民族工作，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即在保障各民族相对稳定的社会构成的前提下，通过引导性的相互嵌合，主动性的相互包容，互惠互补，形成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最终形成彼此紧密连结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① 然而，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合理的多民族社会结构作为支撑，最终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② 。社区作为社会结构这种宏观社会关系的微观体现，在实施民族工作的“嵌入式治理”与构建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区别于其他居住模式的关键，在于“社区”与“情感认同”的有机统一与彼此融洽。一是使“社区”这个地域环境所形成的居民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为实现民族间交融的目标的客观条件；二是使社区内部的多民族居民在心理和情感方面都具有对彼此的认同。较之民族混杂居住模式和隔离式的单一民族社区模式，民族嵌入式社区模式作为一种各民族共存方式，具有突出的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特点。通过创造让各民族居民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中的生活环境，增加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更符合在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二、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转型，民族区域人口流动加速，民族交融加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民族地区的生产力状况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民族关系并没有得到极大改善。甚至由于地区间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同胞心理剥夺感加剧、国内外反动势力刻意抹黑等原因，使民族间不团结、不和谐因素有所增加。中国民族关系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也呼唤着国家在引导和调控民族关系发展上应该有新的举措。 面对这种复杂化形势，党和国家为了顺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将“民族人口的居住格局”这种民众自发选择的一般生活议题，作为一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减少族际冲突的建设性方案。这说明，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已经引起了足够重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问题也无疑具有特殊意义。 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潮流中，我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散居的分布格局，很多城市都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缩影。可以说，针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的大背景，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是对民族工作新常态的回应和解答。从个体抓起、从社区抓起、从基层抓起，开展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呼应了现实需求，是实现将多民族共享的社区建成民族文化交流的载体的有效路径，也是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必经之路。 三、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实践——以北京市牛街回族社区为例 （一）社区基本情况 牛街街道位于北京市原宣武区中部，东起菜市口大街，西至广安门南街，南起枣林前街、南横西街，北至广安门内大街，辖区总面积１.44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５.4 万，共有汉、回、蒙、维等23 个民族成分，其中回族１.2 万人，占总人口数23％。据史料记载, 回族在此居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③辖区共划分为10 个社区，在回族较集中的6 个民族社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60％，成为北京市最具特色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牛街回族社区属于典型的以单一少数民族为主体、兼有少部分其他民族同胞的社区群。 （二）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不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语言特征和思维方式的各民族生活在同一社区，自然会产生社区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④这些差异性因素的存在也决定了各种摩擦、矛盾产生的必然。 一方面，人口流动性增强造成了民族工作的复杂化。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牛街回民社区与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愈加密切，流入的少数民族同胞不断增加，种类不断增多，不同民族之间的嵌合越来越深入，社区内民族人口分布呈现交错杂居、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更加复杂多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牛街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中也具有双重影响。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在政策、资金、人力资源方面给予牛街回民社区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然而，与其他各项工作相比，政府对社区民族工作的资金投入还十分有限，缺少社区民族工作专项经费支持，在各项管理服务活动具体开展过程中往往捉襟见肘。 再者，实践经验的总结尚需理论研究的升华。牛街回民社区具有丰富的多民族聚居与管理建设经验，其对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实践是相对成功的。曾经，以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牛街模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来临，拉开了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序幕。⑤如今，在民族工作“嵌入式治理”新形势下，面对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新要求，牛街回民社区的经验能否继续扮演“示范”的角色，尚需从实践层面提升到理论高度，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供有益借鉴和启发。 四、关于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从牛街回族社区建设实践来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形成应当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社区内各民族成员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交流中不断增强对彼此的了解，逐步培养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标。以此为基础，“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形成适合其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 当前社会，为更大发挥“小政府、大社会”的效能，政府各部门有权力下放的趋势，市场机制也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但针对我国社区治理体系还不健全，社区居民普遍素质尚参差不齐的现实情况，对于社区基层治理多采用政府、民间、市场三维框架下的参与式治理模式。⑥ 这种治理模式也可以应用于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治理模式。 城市嵌入式社区由于具有多民族因素，除了一般社区的普遍共性外，又有具体特点。一方面，少数民族对社区的需求不尽相同。社区内各民族不同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矛盾甚至冲突。比如：刚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不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而世居少数民族对精神文化和自身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群多有宗教信仰，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利用宗教活动传播反政府、反社会的思想，导致分裂破坏和暴力恐怖事件时有发生。 针对目前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我们应准确定位政府及其政策在其中的角色。作为城市社区的范畴，由于历史和区域发展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公民的观念意识、文化水平离现代公民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不足。为此，不少民族社区的治理模式仍是政府占主导，并没有充分发挥包括少数民族精英人士在内的民间组织以及市场的参与治理功能。但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和信仰，少数民族内部大多存在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以及在本民族具备一定话语影响力的少数民族精英，我们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还应大力调动社区居民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中的积极性和活力，大力培育和提高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能力。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各种具体措施，也都是以促进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多元统一共同体的为使命和目标。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很多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的新型民族政策的提出，以及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实践，由于其着眼基层、成本较低、阻力较小的特点，成为民族政策理论与实践中的一股清新之风。 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是一个需要不断推进的理论实践过程。在民族团结政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道路和方式方法，真正把民族政策在社区层面落实好，以此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唱响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主旋律。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22d692e74eeaeaad1f34693daef5ef7bb0d129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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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