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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1.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第二章提出在清末社会中的经济统治包括两类：保护型经济统治与营利型经济统治。第三章以研究地方政权出发，发现在现代化、官僚化政权过程中习惯性偏爱某些社会精英进行对地方政权的扩大的同时，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其实，实际上在“现代化”的外衣下进行的基层精英统治，阻碍了实现国家权力的真正扩张。第四章和第五章印证了国家政权建设逐渐放弃破坏了文化网络中的一些部分。作者认为宗族和宗教是文化网络中很重要的因素。在宗教型村庄中领导体系通过宗教组织表现，在宗族型村庄当中，村工会从适当的宗族中挑选与己类似的乡绅充任自己的接替者。但是乡村宗教的类型分为四种村中的自愿组织、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以村为单位的非志愿组织、超出村界的非自愿组织，第一、三种组织在村务扩大的过程中吗，慢慢陷于消亡，但是第二、四由于具有特定的超村界性，其一些组织却得到了保护甚至发展。第六章表明乡村精英们在国家政权深入、战乱以及经济条件恶化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在政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第七章随着划定村界、稳定税源，超村界的乡村社会在部落保护型经纪的条件下得以充足。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即使领袖来自村落内部，他也很难说服外村人缴纳税款。这从某种意义上证明，现代化的过程，最终并没有建立新的不依靠文化网络进行统治的渠道。第八章重点又对这一结论展开了论述。 1.3. 主要观点：“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欧洲的民主国家的出现先于民族的形成。与欧洲情况不同，20世纪时“中国政权建设”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在20世纪初，反帝民族情绪使满清政权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向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政权扩张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和表现就是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统治者们相信通过眼神的政权机构将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基层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地方，保护型经济组织，代表地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被视为是正统的权威母体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但是却是易变因素。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扩大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但并没有摧毁整个文化网络——乡村宗教基础削弱的同时，军事性会社和其他组织却大量出现。 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向地方摊派的过程中，盈利性经济组织利用其代收税负的中介位置，造成了“国家权力内卷化”的现象。在下层政权，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是造成内卷化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国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始于1900年）虽然呈现出新政策所带来一些的表面效益，但是，实质上，只是披上了一件“现代化”的外衣。当政者发现他们自身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已经断送了制约政府回到旧体制中的机制。 在20世纪前清朝政府利用“国家经纪”处理乡村社会中的税收及行政事务。尽管抨击国家经纪的文化在那个和呼声很多，迪斯尼是杜赞奇肯定了国家经纪的作用，指出，国家经纪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并调和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来自与乡村社会之中，他们办起事来比外来官员可能更有效。 国家经纪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而出现的营利性经济体制的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国家也试图用行政职员官僚化、不公开的将某些税收转嫁到村庄领导者身上等途径来改革这种“经济机制”。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出两个设想：如果不采取激烈的措施，中国政府是否能按自己的政策、筹集足够的资金以击退到处泛滥的政权内卷化逆流？如果历届国民政府采取那些激烈的措施，他们是否能够创造出全新的法统基础？作者根据通篇论述的文化网络的作用以及结合实践印证的，指出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力量冲倒之前，过度权力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2. 作者简介和成书背景。 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州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出版。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而也可能会用到其他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基因分析、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本文的出发点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在民国时期乡村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基础之上文中作者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单纯意义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仅仅属于社会学的概念。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说明在历史文化下的乡绅的作用在历史变迁中能够换一种形式继而在新政权中继续存在，也是社会不变的铁律。书名的文化，偏重于历史学；权力与国家，偏重于社会学，两者的结合巧妙地透视了历史学与社会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26333e8cd2f0066f5335a8102d276a2002960c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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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