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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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代表作

韩愈代表作



引导语:韩愈是唐代散文学兼诗人,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韩愈的代表作是什么? 其代表作品是《师说》 其优秀的文章有: 《杂说》《原毁》《进学解》《答刘正夫书》《送孟东野序》《祭十二郎文》《送李原归盘谷序》《张中丞传后续》等。 外,他还写有《柳子厚墓志铭》《寄柳子厚文》《画记》《答李翔书》《原道》《原毁》《原性》《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 【师说】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jiē)!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fǒu)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tán)、苌弘、师襄、老聃(dān)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他所存在的疑惑,就始终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从师学习的风尚没有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众人喜爱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教育孩子;他们自己呢,却以从师学习为耻,这真是糊涂啊!那孩子的老师,教他们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给人解释疑惑的老师。不理解文句,疑惑得不到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求教(意思是不知句读的倒要从师,不能解惑的却不从师),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智的呢。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如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类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难道值得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强,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像这样罢了。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被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赏析】

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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