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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作家》看儿童中心论的教育意义 作者：马 黎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20期 马黎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约翰·杜威提出的“儿童中心论”教育思想，结合电影《自由作家》，从学校职责和教材选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教师在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应有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关键词： 《自由作家》儿童中心论教材 电影《自由作家》改编自一个真实故事。影片中女教师艾恩·格鲁维尔教授突破了学校系统中的守旧势力，用自己的教学方法把一群原本自暴自弃、非常沮丧的青少年教育成为具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故事中的英文课老师格鲁维尔，自己选定教学教材，组织活动，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教学工作上，甚至最后影响到了自己的婚姻生活。 约翰·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代表作有《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著作。杜威强调加强学校功能，认为民主和文明的存活依赖于传授一套特定的思维方式并建立合作精神。他将历史融入所有科目的教学之中，反对以一种由现代成年人组织起来的只是形式对孩子们进行包括科学在内的学科教学。杜威将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相结合，批驳了卢梭等一系列缺乏教育实践的理论家，成为教育史中既能提出新颖教育哲学又能亲见其实施之获得成功者的第一人。在杜威所有的教育思想中，儿童中心论是得到西方教育界最多关注和讨论的思想之一。它宣扬以“儿童中心”取代“教师中心”，认为教师应该是儿童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启发者和诱导者，应彻底改变压制儿童自由和窒息儿童发展的传统教育。这样的一种对于儿童在教育体系中角色的重视无疑是对教师和校方职责的重建。 在对于学校对于学生提供的特殊环境的论述中， 杜威认为“学校要建立一个净化的活动环境。选择的目的不仅最简化环境，而且要清除不良的东西。每一个社会都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旧时留下的废物以及确实是邪恶的东西所累，阻碍进步。”（英，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承绪译，P22） 影片中对于学校里的部分教师的角色设定体现出的教育理念无疑是违背了这一观点。教学主管坎贝尔夫人作为资深的教职员工，不但一开始对于新老师格鲁维尔对于“问题少年”跃跃欲试的教学态度不以为是，并且在格鲁维尔试图说服其准许她的学生使用学校里的课本时非常反对，认为那些学生道德低下智力平平，不配用学校的课本。这样先入为主和以偏概全的思想在坎贝尔夫人这一角色的相关情节中多次体现，包括在后来格鲁威尔试图带学生们去旅行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和共同邀请萨拉热窝少年日记的作者到加利福尼亚做客的剧情中，坎贝尔夫人的话语和行为中始终流露出一种不屑和敌对的情绪。杜威所说的学校环境中“不良的东西”不仅仅体现在对特殊学生的歧视和排斥上，也体现在对于种族问题上对学生的误导，即影片中荣誉班级的老师在上课时特别令黑人学生维多利亚给出所谓的“黑人的观点”。这样的提问方式不但是对于黑人学生的伤害，同时也在其他的学生面前直接提供了一种类似于杜威所说的“邪恶的东西”的世界观选择。影片中，维多利亚主动要求调到格鲁维尔的班上，这对于一直对格鲁维尔格格不入的教学理念耿耿于怀的教学主管和荣誉班教师来说，既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甚至是挑衅，又是学生与以压制自身发展的教育制度的抗争。 在对于选定教材的问题上，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教材的性质》一章中提出，“教师如果了解过去的活动的结果所获得的许多观念，他就能够领会儿童表面上属于冲动性的和无目的的反应的意义，并提出必要的刺激，引导这些反应有一定的价值。” （美，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王承绪译，P192） 片中格鲁维尔在对教材的处理上可谓是煞费苦心。在被坎贝尔夫人拒绝用学校的资源为203班的学生提供教材后，格鲁维尔自己做兼职赚钱给学生们买了《安妮日记》作为课本并且想办法与校方交涉以使这一决定合理化。《安妮日记》的内容使得学校的保守教师力量坚持认为，对于203班的学生而言，这是一本不合适的教材，因为它非但含有暴力描写，并且远远超过了203班学生以往的阅读水平。这样对于一本教材的草率评估，不但未能体现学生，作为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该享有的被重视和被尊重的权利，更应令人深思的是， 《安妮日记》作为一本待选定的教材，其中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情节所能带给这些学生的共鸣和思考，已然被学生的种族、肤色、犯罪记录所覆盖，与学生真正的需要和诉求完全脱离。影片中，导演将格鲁维尔的角色设定成为杜威所说的“了解过去的活动的结果”，即对于民权运动，格鲁维尔因受其父亲影响本身就有一定了解。加上格鲁维尔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新教师， 在很敏感地发觉了203班这群孩子们肆无忌惮各自为营的举动，其实是来源于他们有关社会地位的生存抗争后，认识到这群学生并不真正了解暴力的根源，他们对于暴力的理解的偏误实质上是一种对于现实种族阶层问题的继承。由此，女教师选择了一种更残忍但却有效的方式以刺激学生的内心，令学生们在《安妮日记》的阅读中正视暴行的可怕，对于暴力和种族问题有了深刻的反思。“有组织的教材，代表着和儿童的经验相类似的许多经验的成熟产物，这些经验包含同一个世界，也代表着和儿童所有相类似的许多能力和需要。这种教材并不代表完美无缺或一贯正确的智慧；但是，它是可以自由支配以增进新经验的最好的教材，至少在某些方面超越现有的知识和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成就。” （美，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王承绪译，P192） 《安妮日记》本身是一本含有暴力情节的传记，其作为教材的使用并不符合常规的学校对于教材的审核和规定，因此，也正如杜威所言，这是一本“并不代表完美无缺或一贯正确的智慧”的教材。然而考虑到影片中柯恩博士口中这些“个别班级”的真正需求，这样一本反映了德国种族灭绝真实情况的“教材”，在学生的心中引起的巨大波澜，其“增进新经验”的效果是连坎贝尔夫人也未能否认的。 杜威将教师和家长的教育目的归结为“有无穷的变异，随着不同的儿童而不同，随着儿童的生长和教育者经验的增长而变化。” （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年， 王承绪译， P163）《自由作家》中威尔逊高中看似是一个完美高中，接受了不同种族、肤色、犯罪记录的学生，但是实际上，学校的内部存在着区分了种族、贫富、智力的落后思想，并没有为这个群体提供真正有效的与多元化文化相融合的教育资源，包括校方的人文关怀和资源供给。影片中新教师艾恩·格鲁维尔与校方对于这样一群特殊的学生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实则是杜威的“儿童中心”思想和传统的“教师中心”思想的冲突。这也引出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即学校应制定何种能在适应受教育者不同经验这一问题上更有包容性和平等性的制度和方案，以达到杜威所说的“无穷的变异”，做到让教师真正履行到其在学生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启发者和诱导者的角色，以保证全体学生的共同利益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2]赵祥麟： 《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 [3]卡尔·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4]奥兹门： 《教育的哲学基础》，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 [5]乔尔·斯普林格： 《脑中之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石中英： 《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7]袁振国： 《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 马黎，江汉大学学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c0f0272ce22bcd126fff705cc17552706225eb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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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