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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探析 摘要：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依次对应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公共领城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察觉和影响。在一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公共领城与政治系统处于静止的（相对的）平衡状态；相反，当宪法和法律出现危机时，公共领域中的权威性结构便被激发、震荡起来，于是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它在同政治系统的斗争中捍卫、扩张自己的权益，并且开始对平时习焉不察的宪法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事实性；规范性；张力 当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公共领域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过研究，并写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其英文版出版前，它一直湮没无闻。后来，他发现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他正研究的现代民主具有构成性意义，所以他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一书中，在交往理性的层面上重新审视公共领域概念。在交往理性的层面上，哈贝马斯用公共领域概念来消解事实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张力。下面，笔者拟从公共领域的特征、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和公共领域所面临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等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展开讨论。 一、公共领域的特征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可以简单地用“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等三个意象概念来刻画。它们依次针对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 1.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共振板”。“共振板”意指政治系统发现、感受整个社会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的领域，哈贝马斯又形象地把公共领域比喻为预警系统——它携有一些非专用的、但能始终对整个社会保持敏感的传感器。另外，哈贝马斯指出：“从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公共领域还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也就是说不仅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这种信号功能，还必须用有实效的问题化过程作为补充。公共领域靠自己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这种能力必须用来监督政治系统之内对问题的进一步处理。”也就是说，虽然公共领域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它能察觉和发现问题、放大问题，进而把问题输送到政治系统，并且能监督政治系统对问题的进一步处理。 2.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述为“交往网络”。像生活世界一样，公共领域也是通过交往行动而再生产的，在公共领域中，内容、观点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如同生活世界一样，公共领域中的语言也是日常语言。在由语言构成的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主体间的交往来实现——承认交往伙伴的平等和自由、尊重对方、追求合作、勇于承担责任——目标。 但是，与生活世界中的交往不同，公共领域中的交往受交往实践的规则（内含事实性与规范性）限制，亦即在公共交往中，“对于议题和提议的同意，只能作为一种或多或少穷尽的争论一在这种争论中，建议、信息和理论是或多或少被合理地处理的——的结果才能形成”。因此，公共交往成功的衡量标准是公共交往形成的形式，它内含产生公共意见的程序性的经验标准及确定公共意见对政治系统所施加影响的合法性标准。 3.哈贝马斯用建筑学上的术语一“围墙内空间”——来比喻公共领域。这样的领域是指各种集会、活动、展示等公共性基础结构，如论坛、舞台、竞技场等。公共领域是完全开放的——它不但向实际在场的公众开放，而且还借助于大众传媒向虚拟性在场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开放。 在这个开放、普遍化的场域中，公共意见一方面缩减为与简单互动的密集情境、特定任务、具体责任等无涉的、情境普遍化的、包容性的、更高的匿名性的语言；另一方面，这种普遍化、抽象化的语言应更加明确，但它并不是代码性的专业语言。还有，这种语言虽然与个人偏好相连，但是它已与具体的行动责任相分离，所以导致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使公众卸掉了决策的负担，而把决策活动留给决策性建制去进行。哈贝马斯同时提请注意，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语言（意见）不是由个人语言“集束”而成的“乌合”语言。也不是社会科学上的民意调查意见。 如上所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处于一定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之中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它体现出交往理性和语言性。值得强调的是，公共领域是存在于一定的民主宪政制度下，自主、自由地发挥作用。 二、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 公共领域作为“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及市民社会分别发生联系。另外，就公共领域自身而言，它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察觉和影响。 1.公共领域要能够履行“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的功能，首先，应该对它所根植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里面的交往情境有所察觉，然后，才能提出议题、进行争论，也就是说，它应该与生活世界紧密相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共领域中的人员是从全体公民中新吸收的普罗大众，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全体公民的心声，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呼喊。因为“在这种公众的多重声音中，可以听到种种生活史经历所造成的回声，这种经历是全社会范围内由那些特殊功能系统的外在化成本（以及内部扰动）所造成的，也是由这些复杂的、缺少协调的行动系统赖以进行导控的国家机构本身所造成的。这样的负担在生活世界中积累起来。这种生活世界的触角很灵敏，因为在它的视域中，交织着那些功能系统——它们有时候会拒绝提供服务一的‘当事人’的私人生活历史。只有对这些相关者来说，这些服务才是用‘使用价值’的通货来付出的”。因此，哈贝马斯指出，只有体现公民自己的生活史、浸透着社会性痛楚生存压力的生存性语言——它作为一面镜子一才能映照出真实的社会现实；即使是对社会价值、敞开世界、终极关怀等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e9224024873f242336c1eb91a37f111f0850d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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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