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囚徒困境:我国“伊斯特林悖论”的金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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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囚徒困境:我国伊斯特林悖论的金融视角

作者:王巧

来源:《理论与创新》2018年第12

要: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是指尽管国家经济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水平却并未随之提高的现象。文章认为我国伊斯特林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转型使人们对收入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收入竞争过程的不公平,降低了国民幸福感。针对以上原因,文章提出,我国需要继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关键词:伊斯特林悖论;囚徒困境;归因认知 1 绪论

尽管经济不断发展、固定资产不断积累、金融资产日益膨胀,但人们对生活满足感却似乎没有因为经济繁荣的到来而获得大幅度的提升。伊斯特林在1974年最先发现了幸福和生活满意度指标与收入没有显著关联,将经济学理论研究重新拉回到一个微观的层面——效用。斯特林悖论对主流的财富观给予了否定,同时它也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财富认知。

伊斯特林关于幸福和收入之谜的提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家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讨论这一悖论。讨论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制定更加全面综合的民生发展指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避免当前唯GDP论的肆虐。我国经济虽然有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感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伊斯特林悖论目前也开始适用于中国。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深入剖析我国伊斯特林悖论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伊斯特林悖的破解策略,以期为制定提高国民整体幸福度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 2 我国伊斯特林悖论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人们比以往更强调对社会地位及财富的追求和竞争。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们不再满足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状态,而是充分发挥自主性,努力追求较高的相对收入,为此有时宁愿舍弃拥有更高的绝对收入的机会。假设有金钱购买力完全相同的两个社会AB,在A中,甲的年收入5万元,其他人的年收入是2.5万元;在B中,甲的年收入是10万元,其他人的年收入是20万元,那么甲可能更愿意选择A社会。这种不断增强的竞争意识,使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增大,同时也使得整体的社会幸福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在幸福的囚徒困境中,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却往往导致了集体的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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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得大部分人的收入处于相对贫穷或贫穷的地位。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对收入的自由竞争本身,而在于收入竞争过程的不公平。对分配不公平感的预测力最强的是归因理论,即分配不公平感依赖于个体对经济结果作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如果倾向于作内部归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较弱。人们可以接受由能力和努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但不能接受由权力、社会关系、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我国因为有些制度尚未健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机会和规则上的不公平,使得我国居民对目前的收入差距倾向于作外部归因,居民的幸福感也就随之降低。

3 我国伊斯特林悖论的解决方法 3.1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对于中国幸福感的提升,经济增长是解决幸福感的最重要动力,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个人一旦拥有了可观的收入,就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快乐,最重要的是能够有选择的权利,进而能够获得满足感。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近些年来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增长的幅度甚至超过了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这为我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要清晰的认识到我国的居民收入目前尚处在中等收入阶段,我国的居民收入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不仅如此,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对政治稳定和居民满意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动力源,因此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我国经济来带动居民收入提升。 3.2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我们不可能实行铲平主义,对收入进行平均分配,实践证明,历史上所有均贫富运动的结果都只是均贫。因此,要提高收入还是得靠自由竞争,能者多得,多劳多得。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对竞争结果进行适当矫正。比如实行收入的二次分配,对竞争中的落败者给予照顾,体现结果的正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要想破解伊斯特林悖论,提高整体社会幸福度,需要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正确宏观调控,比如采用税收等手段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幅度,着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贫富差距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福利。 3.3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改善幸福悖论,也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职能。政府需要提升行政办工效率,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和监管制度,真正做到简政放权,退出不该进入的领域来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严格压缩政府的三公经费,避免因政府的不必要支出成为导致居民感到有失公允而造成的幸福感下降,对行政费用浪费现象的杜绝也利于政府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此外,政府还应助推法制改革,真正做到全面依法治国,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深化变革,通过对法治公平观念的梳理,避免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执法不当等现象给社会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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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J].管理世界,2012,(5.

[2]孙三百,黄薇,洪俊杰.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J].经济研究,20141. [3]杨继生,徐娟,吴向俊.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J].经济研究,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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