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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师爷”钱玉亮 用“师爷”这个相对老旧的形象来描述今天的作家钱玉亮，似乎不恰当。“师爷”是什么？是幕僚，是参谋长，是法律顾问，是智囊团成员，老钱――当年文坛统称小钱的玉亮君，哪里能与“师爷”扯得上半点瓜葛？不，这是“外人”的看法，依我三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观察与揣测，60后作家钱玉亮的“师爷”形象是定了妆的，跑不脱的。 这就要说说“师爷”一词。师爷是帷幕之府里面的佐僚人员，干的是心机之活，用的是脑筋之力;师爷示人，多立于知县、知府身后，不着官服，长袍马褂，一副读书人清瘦的模样;师爷的样子不威武，嘴角的两撇胡须甚至还有点迂腐和猥琐，但他于世界了然于胸的气度，实在是让人不能小觑。师爷的智慧，特别是著名的绍兴师爷的能耐，中国的明清两朝是领教过的。师爷，多为智者。好了，这就要说钱玉亮了。 钱玉亮年轻时似乎是留过两撇小胡子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小说一出手就非常老到。严阵老先生初读小钱的小说集《裸体世界》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这小家伙真不简单。”称其不简单，是因为一个二十郎当的青年，对陈旧的市井生活那么熟稔，又那么热衷，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常见的追逐时髦的轻飘飘的文学青年的样子。老钱――我们一九八六年夏天初识时就互称对方为老，以小卖老，冒充成熟――这个老字对他真没用错。他套的不是可以叫作T恤的时尚衣服，而是一件松松垮垮的老头衫，乖乖地坐在也套着老头衫的当时滁州文联主席郭瑞年的身边，就像苏北农村上街赶集的爷俩似的;他琢磨天长老西门过去的日子，追忆街巷里的故人故事，从发出暗光的生活细节里“揪”出一点一滴的温暖，然后一篇一篇的、批发似的写成小说，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把一个乱哄哄的文坛的眼光，硬是收拢到皖东一隅、那个拳头一样伸进苏北平原的安徽小县――天长。钱玉亮的小说把天长的人文魅力一层层揭示出来了，这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读他的小说，你会觉得写作不难嘛。而难易之间，你又会细细品察，然后若有所悟，继而对生出好蛋的母鸡产生了佩服。再结合他出道时那一副不是伪装的纯天然的憨相，就会暗忖：这家伙，哪里像一个“八十年代新一辈”，他貌不惊人又异常平静的样子，分明是上帝派来的负有文学使命的有城府的卧底呀。这就不简单了。 老钱为什么少年老成呢？他作为一个自然人成活的经历是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很多作家身上也都有，不叙。叙的是文学影响。说到老钱和天长，不能不说到邻县高邮，“高邮不仅有双黄蛋，还有一个汪曾祺”。汪曾祺的文字被很多人喜爱，以至于有了“汪迷”一说，“汪迷”中，钱玉亮是最早的一个。汪曾祺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小说回顾》一文中写道，“一个青年作家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个青年作家就是钱玉亮。钱玉亮初次读到汪曾祺的《受戒》时，被震得三天没再读一个字，脑袋里始终回旋的就是这个问题。高邮与天长一湖之隔，邻县出了这么一个“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型文人”，写的又是同样风情下的凡人俗事，是自己也都耳濡目染的生活;自己写的稀松平常，而汪曾祺写出来却让中国为之叫绝，这让他“愣怔”和“咀嚼”，也让他从此明确了写作的方向和方法。方向当然是“向下”的，而方法则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锤炼上。汪曾祺的语言有魔力：拆开了看，都是平常的一些话，甚至是家常话、口语、俚语，但放在一起就产生了化学反应，就非常吸引人。钱玉亮从语言入手，开始追起了汪曾祺这颗文星。追逐一个成熟作家，模仿当然是第一步，这从钱玉亮早期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发表在《安徽文学》上的处女作《小镇人物》，清新是亮点，但语言风格，明显地能看出受到汪曾祺《故里杂记》、《故乡人》和《故里三陈》的影响;写人写事，冗长的叙述让位于经过提炼的人物对白，其间加入点睛式的一两句陈述、点评、画外音，会让小说产生点化和升华的效果;而貌似的闲笔，往往会冷不丁地传达出一种神――神态、神采和神韵，就像点到了某个穴位，生出了阅读的快感。语言的精粹和筋道使得钱玉亮的小说产生了质的飞跃，越来越抓人眼，越来越入人心，从而迅速地从一帮子青年作家中脱颖而出了。 迄今为止，可以代表钱玉亮作品水准的，应当是短篇小说《红草湖的秋天》。这篇小说，写了一个湖――天长西门外的红草湖;一群人――西门老街的家庭妇女;一件事――偷草。这个盛产红草的城外湿地，与人与事在小说里发生着关系，湖产草、草养人、人于是要割草。在计划经济时代，大自然赐予的这种红草，是一种经济适用草，孬的可以烧锅，好的可以编织，编成帘子盖房子;但它作为自然资源已经归属于集体。要想额外获得一点用于补贴家用，非偷而不可得，于是精明的西门媳妇们便在月黑风高之夜下湖去偷。偷，总是有风险的，当守夜人发现她们的勾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人们就顾不得尊严了;但当火灾突袭红草湖，威胁到集体财产，同时也是她们自己生活的重要资源时，这些女人更能放下对自身安危的考量，而投身于扑救之中。故事到这里还算不上精彩，最后一笔，是小媳妇们出了劲了、流了汗甚至流了血了、棉衣被烧出洞了、“我的羊毛三角巾”被烈焰吞噬了，而大火终于被这群泼辣的女人们扑灭了之后，她们竟心安理得地各自拎取两捆红草，扬长而去，在风中丢下一句理直气壮的话：我们是来偷草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在瞬间因意外而丰满起来，小说塑造的艺术之美真实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那片摇曳生姿的红草、那群鲜活动人的女人、那种隐忍乐观的生活，被文字定格了。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迅速被《小说月报》转载，后又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好评如潮。迟子建读后对同学钱玉亮说：红草湖的秋天，是迷人的秋天。迟子建这位全国著名作家说的是有道理的。你想，你居住的地方，有这么一大片草原陪伴，“……到了秋天，草秆竟闪起光洁的褐红色。叶也褐红。远远望去，疑是世界着了火，十分的好看”，怎不迷人？ 钱玉亮的这篇小说，不仅为自己奠定了在安徽文学中的地位，也为家乡天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个作家的文化贡献。 小说收入钱玉亮个人作品集《裸体世界》十年之后，他又出版了散文、随笔合集《红草湖之恋》。此时的老钱，已经从道班工小钱、印刷工小钱，成为了文化局钱干事、影剧院钱经理、仁和乡钱乡长和博物馆钱馆长了。站得逐渐高了，看得也就逐渐远了;老钱的生活，终于不再是与文学的苦恋和单挑，而有了一点游刃有余和闲情逸致。老钱的红草湖情结，在工作和生活的间隙，可以得到更多时间的体味和更大空间的宣泄。同名散文以比小说更长的篇幅，历数铭刻在生命年轮中的那些琐碎而不失温暖的诸多细节，抒发经济狂飙时代被轻视的人文关怀，追忆城市扩张之后日渐消失的有人味的生活。一个“恋”字，暴露了老钱作为一个作家，在从不惑之年走向知命之年的全部的心思，也坦白了一种老派文人面对新潮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态度。他在散文的结尾，用了琼瑶的歌词：落花成冢，徒留一帘幽梦。老钱动情了！散文集在天长的影响是直接的，首先表现在对“红草”之“红”的命名有了广泛的争议。掉书袋的先生们从《别录》、《滇南本草》、《国药提要》等典籍中找依据，说天长西门外的那一片湿地里长的就是它，叫荭草;而老钱们则从文学和实用的角度，说明荭草在典籍中的记载和解释，与本土所长之物，在相貌与性质上都相去甚远。由此据理力争，说这种草对天长的意义，不仅活了一代又一代“草民”，更是上天赐予地方的一种独特的美。最后经过很正规的会议研究，决定了，是红草而非荭草。由小说带来一个县城文化上的争论与追究，是很有意思的。 基于此，天长人在建设西门的城市公园时，干脆就采用了作家钱玉亮创造的“红草湖”这个美丽的文学意象，由地方贤达撰文，能工巧匠施工，结合天长历史上有名的孝文化，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0d73b5eb2fc58bd63186bceb19e8b8f67c1cef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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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