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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 1、李杜诗歌风格的差异： 一、总的评价: 地位和评价。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的伟大诗人，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兼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人物，被称为“诗仙”；杜甫则是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被称为“诗史”“诗圣”。 背景、个性和风格特色。李白和杜甫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裴斐观点） 李杜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由于出身、个性、经历和个人才能的不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李白的诗歌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杜甫的诗歌表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李白多平民的个性、自豪和反抗；杜甫多人道主义的关注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李白豪放飘逸，杜甫沉郁顿挫。 二、不同风格的表现 李白诗歌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白诗歌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或个人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 天宝三年（744年）被迫离开长安后，李白在失意和痛苦中的诗作仍表现出豪放洒脱的风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表现出乐观主义天性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梦游天姥吟留别》则表现了在失意和幻灭之中的反抗和放达，一个平民的傲骨和自由不羁的天性。“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的诗歌表现为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征。他的风格逐渐在苦难的生活中形成，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和晚年的生活。杜甫终身的愿望是“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愿望有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未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使他有博大的圣人情怀和济世救民的执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揭露，对百姓有深切的同情。他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和《兵车行》都是这样的作品。《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精品 精品 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不同意象的运用 袁行霈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四、不同诗体和技巧的运用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五、不同的创作思想（诗论主张、美学思想） 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李杜诗论更具体地表现在创作方面。 李白推崇“清真”。“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 杜甫则强调“传神”。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罗宗强语）。可见，杜甫的诗论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精品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0e69a6ea12661ed9ad51f01dc281e53a590251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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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