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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国藩教子书》看曾国藩的作文教育思想 摘要：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在指导弟弟和子侄的作文实践中有着一定的原则，反映了他的作文教育思想。他认为为文重在作出有雄奇之气的文章，初学者应该多积累多摹仿，通过看、读名家作品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要讲究词藻的丰富和语调的铿锵。 关键词：曾国藩；作文；教育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极至：“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称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毛泽东对曾国藩也很钦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时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曾国藩作出不同的评价。其为政、治军的得失已随大江东去，但他的文章、学问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却依然流芳，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繁忙的公务活动间隙，曾提笔写了千余封家书，事无巨细，均情真意切，流畅自如。阅读《曾国藩教子书》，你不仅可以体味其字里行间的拳拳之心、殷殷之爱，蕴藏在信中的作文教育思想，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通过积累丰富词汇 曾国藩深知，文章是语言的艺术，词藻是文章的血肉，堆砌词藻，固然不可取，然词藻的匮乏，也是作文的一大忌。对此，曾国藩在信中做了专门的论述。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摘抄体面话头。……尔去年乡试之文，太无词[1]（27）藻，几乎不能敷衍成篇。此时下手功夫，以分类手抄词藻为第一义。”儿子词汇贫乏，当务之急就是分类摘抄词汇。又说：“二十日接二月二日来禀并祭稿。文尚条畅，唯意义太少。叔祖之德全未称道，亦[1](37)非体制，词藻亦太寒俭。尔看《文选》，宜多抄典故藻汇，分类抄记，以为馈贫之粮。”指出儿子信中词藻匮乏、平庸，分类摘抄《文选》作为解决词汇贫乏问题的良方。 作文章，立意自然是第一位的，但意要靠辞来表达，而好的辞则要富有文采，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词藻是“文采”的一个重要内容。曾国藩所说的“体面话头”即词藻。词藻要靠平日的积累，而且要牢牢记住，用时方才得心应手；摘抄在一个本上，可以方便温习。 在信中，曾国藩还列举了许多文人的事例来说明摘抄词汇的好处。如“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抄词藻小本。此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家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请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鸿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1]（27）抄夹带小本矣。昌黎之计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文人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都有词藻的手抄本；阮文达是一代鸿儒，也知道文人不能没有词汇的手抄本。再有“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杨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全录其着作；……盖孟坚于典雅瑰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班固的做法从正面给我们以启示：分类摘抄好词好句，的确是积累、丰富词藻的好办法，同时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好途径。 怎样分类，哪些文章值得摘抄，对此，曾国藩也在此次信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分大纲子目，如伦纪类为大纲，则君臣、父子、兄弟为子目；王道类为大纲，则学校、井田为子目。此外各门可类推。尔曾看过《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抄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类腋》及《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抄者尤多矣，尔试为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径也。”为了儿子，曾国藩可谓悉心指点，不厌其烦。 曾国藩指点儿子积累的功夫说：“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又在咸丰 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重申了这一主张：“尔生平作文太少，即以此（分类抄《文选》词藻）代做字功夫，亦不可少者也。[1]（8）尔十余岁至二十岁虚度光阴，及今将看、读、写、作四字逐日无间，尚有可成”。 看，即看书，看文，看名家名作，因为，“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然不同。……若非其貌其神回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所以通过看名家名作，领会其精神风貌，可以养浩然之气。读，即朗读。曾国藩认为不高声朗读就不能感觉其雄伟气概，不浅吟低唱就无法探究其幽幽神韵。他还说：“选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1]（8-9）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作诗如此，作文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与我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又是模仿的功效了。写，即写字。曾国藩的要求是又好又快，否则文思敏捷，然书写缓慢，总是作文之一大遗憾。作，即作文。曾国藩的“看、读、写、作”四字综合的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写作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有很大帮助。 一、???????????模仿是学写作文的一条捷径 有了丰富的辞藻，并不一定就能连缀成好文章，还要在作文时潜心模仿。这正是曾国藩在作文方面给儿子传授的另一条写作经验。“尔以后作文作赋，均宜心有模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1]（22）指出模仿是学写作文的一条捷径。信中从儿子寄来的书法作品谈起，谈到写字的用笔与结体，又从字的间架谈到诗文的捷径。为增加说服力，信中一一指出杨雄的代表作均为模仿而来，又指出韩愈、欧阳修、曾巩、苏轼等文章大家皆善模仿。信中说：“不特写字宜模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模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杨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几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模拟，以成体段。”曾国藩又说手抄与模仿一样都不能少：“《说文》看过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抄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烦奇僻之字，雅古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不模仿则不惯用。……尔之天分，长于看书，短于[1]（67）作文……目下宜从短处下功夫，专肆力与《文选》，手抄及模仿二者皆不可少。” 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较高层次：照着别人的样子自己来做。发展创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先得继承，然后才能有发展创新。在诗文写作领域，阅读模仿都是“继承”中的内容，自己独立写作，在理论上可算作发展创新的范畴。多多地模仿名作，虽在学习过程中花费不少时间，但“继承”这一步走得坚实，“发展创新”的阶段便会来得快，故而曾国藩说此途为捷径。清代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说：“作文虽不贵模仿，然要使古今体式无不备于胸中，始不为大题目所压倒。有如女红之花样，成都之锦，自与三村之越，异其机轴。”写作就像绣花一样，初学者得先照着花样绣，日久年深，花样烂熟于心，自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可见模仿的作用之大。 二、????????立意要雄奇，行文须圆适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又提到他的八本之说，其中有：“作诗文以声调之本”，“声调”即他多次所说的“声调铿锵”的意思。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据高位……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这在他指导儿子纪泽作文的信中也有强调：“尔诗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当。唯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凡诗文欲求[1]（77）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曾国藩认为“于奇崛中迸出声光” “雄奇矫变”之文才是好诗文，在立意上须超群离俗才行。 怎样才能写出雄奇的文章呢？曾国藩说：“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1]（45）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曾国藩告诉儿子，造就整篇文章雄奇之气，是第一位的，文章的雄奇与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选词造句上。 “思路宏开为文章必发之品”营造雄奇的气势，曾国藩认为关键在于思路宏开。正如他所说：“作文[1]（128）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曾国藩认为思路宏开关键是有层出不穷的意义在胸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之有物，议论勃发，左右逢源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岂有不发达之理？ “行文当一圆字”这是曾国藩在指导儿子作文时提出的一个原则。“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1]（41）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我认为“圆”指的是文章字句畅通，音韵流转，琅琅上口，宜诵宜记。如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的话，“圆”应该是声调铿锵吧。对此，曾国藩在此信中也作了具体表述，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世人论文字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舫则亦圆，进之潘岳、路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因、蔡邕则亦圆……至于司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避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子长、卿、云三人，嘎嘎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一圆，无一句不圆。”确实，如果说徐陵、庾信、江淹、鲍照等人为文以词藻艳丽、语句圆适而着名的话，那么，司马迁、杨雄及司马相如的文章素以辩辞锋发，气势逼人而取胜。尤其韩愈更是辞锋锐利，大有超过前三人之势。然而细细品尝，韩愈的文[1]（42）章实无一句不圆，无一字不圆。 当然行文之圆还要多用结构整饬的句式，特别是排比句。曾国藩还特别用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人的文章为例教导儿子：“古文如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两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这里说的两排三迭之文，即排比、对偶句式。这种句式对形成铿锵的句式、雄浑流畅的气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四、读书作文做事皆仗胸襟 ???????“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曾国藩认为作文的峥嵘雄快之气，除了读书培养外，它与个人道德修养有关。因此他教导儿子：“总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此后更当有长进也。”并且说，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之绝好文章，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所长，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的工夫修养寓于“立身行己读书作文”活动之中。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只是外在功夫，作文功夫在气势上。他教导儿子当“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读古人文，如读陶渊明诗文，不要停留在文字表意上，“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他批评儿子拘于场屋八股文格式，写出的文章缺乏蓬勃之气，教导儿子作文不要拘于格式，更不要受制于科举范式，应当放开精神，以目今之时务为论题，将气势展开，不要“束缚拘滞。”他说：“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两儿均宜勉之。”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特别看重人生少年时代的朝气锐气，峥嵘气象，正是朝气锐气的外在表现。 “作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他认为人在青少年时尤其要写阳刚之文，因为阳刚通常表现的是一种进取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对青少年来说至关重要，故而对于四个二十多岁的弟弟而言，曾国藩鼓励他们作如火如荼之文，不必过于求稳求全，汩没了锋芒棱角。可见作文与做人的密切关系。 曾国藩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融之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曾国藩认为，历史上凡有成就的人，尽管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豁达光明的胸襟。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作文教育思想可概括如下：通过看书、读书、摘抄积累素材，取前人之长，养成浩然之气；通过模仿进行继承，以流畅的语言，骈散结合的结构写出意义层出不穷的雄奇的作品；注意修身养性，通过文章显示峥嵘之气，博大胸襟及恬淡冲融之趣。 注：[1]《曾国藩教子书》钟叔河选编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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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