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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无从还原真实的场景，但仅仅是留下的残迹和数据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我尚可感到一丝的温情，可面对鲍曼笔下赤裸裸的现实，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是啊，大屠杀本就是残酷的，整整600万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吞噬。 鲍曼透过大屠杀这扇窗，看到了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的东西，可他愈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到窗外，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可能我们仍然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看作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事情，看作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次反常事件，那时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滔天罪行。 当时的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多这样认为，认为这场已经解除的危机，现有的知识足以“解释”、“了解”、“理解”它。 大屠杀被理解为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产物，而事实上，大屠杀绝对是现代性成功的最佳实例，是现代性的副产物。 莫学认为现代性即使文明的，野蛮便是被完全剔除的，文明与野蛮并不是对立的，他们只是文明这枚硬币的两面，就看那一面偶然的落在上面。 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在我们身上，而是想到，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如果有适当的条件，我们可能会去这样做。这也是鲍曼写这本书的理由。我看过这本书后，对大屠杀与现代性的理解有三点。 现代文化——园艺文化 现代性所代表的现代文化是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追求各种机制的相互之间的平衡，一切有条不紊的运转，这种管理就像是园丁对待花园的花茸，应该精心培养香花，同时也毫不吝啬的清除杂草；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应该维护正常健康的身体组织，同时毫不吝啬的消除病态的癌变细胞。这是园艺文化，而犹太民族则被当成是这个花园的杂草。 犹太人在全世界大范围的大迁徙，但他们普遍无家可归，因为他们失去了曾有的故土，人们会普遍的认为，由于犹太人没有自己的领土国，犹太人无法参与征途土地，以战争为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权力争斗，同时他们就不得不采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这使他们成为特别可怕和邪恶的敌人，他们被定义为“我们中间之外的人”。难以融入现有的社会，也难以得到“我们的”认可。 再者，作为社会精英的犹太人，他们在一个阶段曾充当“中介”角色，也可定义为“三棱镜”群体。 例如，在十九世纪，波兰的犹太人基本都是贵族和乡卿的奴仆，他们负责收租和监管对农产品的处理——也就是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对土地上耕作的贫苦大众进行剥削，在贵族乡绅的严重，犹太人是粗鲁的，为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而在下层大众严重，犹太人则是冷酷而傲慢的。 犹太人这种不协调令“我们”的紧张和焦虑在现代性构建的社会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度。 科层制 “准确、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续、谨慎、一致、严谨、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这是马克斯·韦伯队科层制的描述。的确，科层制是现代文明所发明的一个“完美”作品。 若没有如此高效的“科层制”官僚体制，“大屠杀”是无法完成的，这是鲍曼对科层制作用的判定。 借助现代文明的高度结晶来做一件极其野蛮而失去人性的事情，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可这对于冷漠无情的科层制来说根本无足挂齿，他们觉得自己只是进行着例行的行动，平淡无奇。他们绝不会因此而废寝忘食，反而会为自己效力国家而感到自豪。 在犹太人的集中营，在这条生产线上，“人”是一种原料，“死亡”是最终的产品，完成工作任务的成员就像机器一样在体制中高速运作着，排除个人思想，极少带有自己的判断。 此外，纳粹组中的更名也起到的安抚作用，比如研究屠杀犹太人的中心被命名为“经济和管理厅”。“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对于效率的追求者盲目而刻板，每阶段对新危机都有不同的目标，目标确立后却不直接告诉执行方式，而是由专家通过可行性和成本测算制定出最优方案。 其实在纳粹的队伍中大对数人都是正常人，不存在通常社会意义上的病态或失常，依赖组织的惯例，在这里暴力被赋予权威，行动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在这个组织中要求清除个人独立性，牺牲个人利益，取缔一切需求。 由此纳粹还创造出一个“道德中间地带”，有一群“中间人”他们的道德完整感被破坏，他们只是站在中间，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们看不见结果。由此对自身的结果缺乏直观的认识，很多人就此堕入了一个道德空白，他们对自己所执行的命令可能导致的结果熟视无睹。而大屠杀的成功要归功于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这支道德催眠剂。 最令人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把持最高权力，他们用权利赋予暴力以权威。给予刽子手赦免，让民众习以为常，把“大屠杀”合法化了。 劳动分工 现代性还有一个特点，高度的劳动分工，用劳动分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德国要用“毒气室”对付犹太人，纳粹将受害者与执行者分离开来，执行者只需各自完成自己的一小步工作，开闸，关门````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致人死命，而完全看不到血腥，狰狞甚至最后丑陋的尸体都看不到，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规划，计量，操作。这些环节正视坐在办公室里的设计师或是实验室里的生物学家设计完成的。他们只是完成了他们最平常的工作罢了。这意味着什么，等于用技术替代了道德责任感，或者说他们不做价值判断。 纳粹改用杀人技术的目的在于，在大屠杀中形成了一种机制，通过分开杀人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距离和心理距离，克服人性同情的弱点，使杀人者无视自己IDE道德责任。在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1b457babc1c708a1284a44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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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