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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近代早期公共领域兴起原因探析 作者：成银枚 来源：《现代交际》2018年第14期 摘要：公共领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显要课题，它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代土壤，以历史学的眼光探究公共领域兴起的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是有必要的。 关键词：近代早期 公共领域 兴起原因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4-0219-02 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作了最为系统性的说明，是公认的研究“公共领域”的向导，对后来研究该课题的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哈氏在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阐述，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但私人可以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所以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一般规则和问题同公共当局讨论”。[1]这个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近代早期的产物，那么到底以什么样的土壤条件才能孕育公共领域呢？ 一、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市民的出现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庄园，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一个庄园中，具有相当大的封闭性，贝内特曾说：“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库尔顿博士称之为‘蛛网’，是中世纪农民生存、迁徙、安身立命之所。”[2]中世纪庄园一般是一村一庄，但也存在大庄园囊括几个村庄或是庄园是村庄的一部分这样的交叉情况，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基本就限定在该庄园中。早期的庄园，地租形态主要是劳役地租，基本上把农民捆绑在了土地上。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最初是在中世纪晚期，乡村中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逐渐被劳役地租所替代，这种现象一方面加速了土地买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得以松懈，促进了农奴制的消亡；再加上庄园制的瓦解，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从封建的依附关系逐渐转变到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脱离了领地控制的部分农奴，只须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根据规定被认为是自由人，正如那句德意志谚语所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无疑对农奴是一种激励，也是对城市的劳动力输入。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城市是封建制度的异化因素，因为新兴城市规模、数量以及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成为发展工商业的绝佳场所，商人和工匠的相对比例大幅度上升，再加上城市的本身自治地位，出现了除了领主和农奴外的第三类人，也就是“市民”，他们从事经商或做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是一种新型的人。可以这么说，城市的产生是市民出现的前提，传统的权力衍生基础和分配方式被改变，市民在新兴城市的发展壮大及追求自身利益的抗争进程中慢慢茁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壮成长起来，又逐渐过渡到市民等级。总而言之：“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3] 二、专制王权的崛起及与重商主义的结合 近代早期，王权从多个社会力量中脱颖而出，它是进步的因素，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带领着人们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在这一阶段中，集中的国家权力显然是近代国家形成的关键，而新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则是促进国家强大的另一个因素。重商主义必须以国家保护力量作为后盾，而专制君主则希望快速致富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双方的各自利益需求下，专制王权与重商主义一拍即合，“地理大发现”就是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展开的，造就了15、16世纪世界贸易体系。详细来说，在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原则引导下，为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建立，王室打破区域贸易保护，使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并可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来达到增强本国经济实力的目的。与此同时，市民也借助国家力量，作为一体去利用国内市场资源和进行海外侵掠。而这种类型的市民“随着等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地域分割”与“行会限制”的取消，已不再是单纯的“城市市民”，他们所获得的更大范围的自由为其联结起来捍卫本身利益提供了可能，这种重新组成的社会联合体当然与等级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大相径庭，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市民社会，其最初形态便是绝对主义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这个市民社会。[4] 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其实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它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者们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且吹响了现代的号角，塑造了一种以人为中心，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而这精神恰恰是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必需。根本上说，中世纪人向近代人的转变自文艺复兴始，也是人的近代化的最初开端，通过文艺复兴，商人们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认可，具有性格尊严、自由意识、独立价值的“真正的人”开始出现。 紧随其后的“宗教改革”不仅大大加强了国家权力，“而且昭示了一种新的态度、倾向和价值理念，它既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又把世俗的经济活动神圣化，升华了市民的道德观和使命感，把对来世的追求转变为今生的实践，从教义上跨越了二者之间长久存在的鸿沟。”[5]它鼓励教徒获取尽量多的物质财富，以证明自己被上帝选中，成为他的“选民”，并藉此获得神宠和救赎。宗教改革革新了一大批教徒的观念，松开了束缚他们的枷锁，由此产生的新教义使人们拥有了强大动力去追求财富，“同时以‘天职’观念为基石的新教禁欲主义构成了市民精神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决定性要素之一”[6]，可见新教伦理对市民经济活动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必要条件，具有新兴思想的市民是公共领域的主体成员。出于维护市民阶层的权利和与政治国家抗衡的目的，一个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处于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域并能对二者有调节作用的公共领域就诞生了。 四、结语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中世纪的典型社会生活模式应该是一个人不仅生活在村庄中，生活在庄园中，更生活在教区范围内，“但是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选择力很强的环境，它从农村向自己身边吸引了大批更有技能、更富开创精神、更正直的人口。市民身份以及自由交往，代替了以血亲乡土、家族和封建伦常的古老纽带。专门化的各种职业团体则以一套完全新的关系和责任，补充了原始的家族、邻里团体：人人都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传统身份共同体纽带的断裂，由于城市人口的多元化，由于城市人际关系的陌生化，使得等级差别失去了合理性。所有城市居民都被融入一个共同的市民身份之中。”[7]人们的交往社会化，交往的范围不再限制于熟人圈子之中，而是有着无限延伸的可能性，是属于陌生人之间的真正的社会交往。随着商品贸易关系的扩大和人们思想解放程度的加深，社会成员逐渐获得人身的自由和解放，从而摆脱了以往的依附状态。近代国家的出现，扩大了政治的范围，迫使市民从自我封闭的城墙中解放出来，把一切社会成员都纳入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来。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种种变化因素使私人社会交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交往形式、对象和空间上，而本文落脚在交往空间的扩大，人们不再局限于村庄、庄园和教区内，大城市以及海外都成为人们的交往范围。真正意义上打造了一个生人社会，成为公共领域产生的温床。 参考文献： [1]（德）尤尔根·哈巴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M].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张康之，张乾友.对“市民社会”私“公民国家”的历史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5] [6]王瑛.“理性经济人”与“市民社会”——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D].复旦大学，2010. [7]张康之，张乾友.公共生活的发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孙瑶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241e78165122aaea998fcc22bcd126fff6055d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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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