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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导语 作者：何艳玲 来源：《公共行政评论》 2011年第4期 何艳玲，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接近知识本身？这个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几乎不构成疑问，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无异于一团乱麻。在本刊以往的刊文中，我们也曾组建过研究方法专栏，但这些专栏的文章几乎都由公共行政学者贡献。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困惑实际上是共有的，如果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深入探讨研究方法的侧面，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如果这种讨论能更深入到方法论的层面，必将更具有意义。基于此考虑，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一起推动了这一专栏的形成。 此专栏由三篇力作构成，它们分别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接近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因果机制以及制度研究中的“制度”问题。从逻辑上看，这三篇文章实际上也从顶层到中层再到具体层面展示了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不同侧面。 陈映芳的《在范式与经验之间——我们如何接近问题》是一篇很有力度的文章。作者以社会学者的细腻笔触，集中讨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除了存在种种二元分裂的问题之外，社会科学还难以逃避另一种宿命——“我们一半是中国的脑子，另一半是西方的脑子，二者是分裂的”，也即“西方的理论范式一中国的本土经验”的问题。 陈映芳认为，在“范式一经验”这样一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之间，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一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这个二元关系的一端，首先是被想象的“西方”：将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经验来源、知识生产者的民族属性以及这些知识体系的文化属性等，都笼统地定性为高度同质化的“西方”，而忽略了既有的社会科学体系内部的丰富性、异质性；其次是被想象的“中国本土”：似乎存在一个纯正中国的且高度同质的思想／学术共同体，他们对本土的经验有一种属于“中国文化”自身的体验和洞察，从而可能对事实本身作出原汁原味的描述和解释。陈映芳认为，这种想象的问题首先在于，它是以民族共同体的“中国”为基础的，同时这样的“经验”也可以说是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经验事实的绝对化。 于是，我们需要确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跨越东西方、跨越民族国家及文化的学科共同体的可能性。在此可能性中，研究者与范式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范式和经验之间的主体性作用，依然是一个需要给予充分重视的议题。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回应这一问题，陈映芳讨论了社会学者如何实现对范式和主体的双重超越的问题。首先，我们所面对、并正在体验的所谓“范式一经验”之间的关系，远不是简单的“西方一中国”的二元式关系。范式与经验之间的断裂、错位，很多时候是根源于我们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主体如何确立范式和方法，首先取决于我们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如何确立问题意识。其次，在超越的路径上，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难题还有，当我们试图从古典思想／学术资源中寻找超越学术困境的路径时，却不能不看到，较之理论范式的西方性、异时代性或主体的非规范性来说，真正阻碍我们接近问题的，首先是我们认清困境、超越困境的意图和能力。应该说，这两点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非常重要。 刘骥等人的《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一种打开黑箱、强调能动的方法论常识》所讨论的问题非常简洁：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基于因果效应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方法曾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统治性的地位，但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因果机制的角度来挖掘因果关系，出现了与“统计世界观”( statistical worldview)相对的“机制世界观”(mechanic worldview)。尽管围绕因果机制这个概念本身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机制对于因果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逐渐成为共识。 无论是实在论者还是反实在论者，他们对因果机制的探究都是为了找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环节和过程。因此，与因果机制相对的是“黑箱”。我们需要把一个个“黑箱”拆解开来，直到满足我们的研究目的和认识需要为止。因果机制有利于降低解释的分析层次，缩短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时滞：一方面，降低分析层次使研究者对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更加接近我们的直接经验，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问题本身；另一方面，缩短时滞有利于研究者挖掘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实体和环节，这让我们更清楚因果作用的链条。 刘骥等人在论文中着重介绍了一种常用的挖掘因果机制的方法——过程追踪( process tracing)。过程追踪通过追踪和回溯某个特定事件或现象的发生过程，挖掘出隐藏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他们通过三项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几位学者的追踪过程，以及对因果机制的挖掘。通过这种展示，他们指出：研究者要像猎狗一样嗅到文本和故事的味道，然后通过某种逻辑结构或推演过程将故事叙述出来，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研究者对能动者的理解。在这过程中，社会科学家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变成人文学者或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在研究之前已经设计好了解释的逻辑结构与框架。 与覆盖律和因果效应相比，因果机制使社会科学研究变得更为复杂，更贴近“能动”，更不“科学”。既然这样，我们干吗还要探寻因果机制呢？刘骥等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也正在此凸显：当个体能动者发现自己处于结构的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反思性会使他产生强烈冲动，想要冲破这一结构的牢笼，寻找个体行动的空间。因此，因果机制对研究者自己的意义，很可能不仅是帮助他解释得更深入，而更有助于他缓解理解上的焦虑。这一点，可能是基于因果机制的方法论思路带给社会研究者最根本的价值。 与前两篇着重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探索有所不同，朱富强的《制度研究范式的逻辑基础：对象界分和分析思维》讨论的实际上是制度研究这种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其他社会科学中都很常用的方法。 首先，朱富强梳理了流行的几类制度观，包括作为博弈参与者的制度、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以及作为博弈均衡的制度。他认为，现代经济学者越来越热衷于基于个体互动的博弈均衡来进行制度研究，但是，基于静态的博弈均衡所获得的只是在既定制度下的某种惯例，甚至仅仅是在特定情形下的一种个体行为习惯，从而根本没有什么制度分析。事实上，任何制度的形成都体现了一个社会性的互动，其中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要突破目前主流博弈论的制度分析困境，关键就在于，将其他社会性因素引入到制度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之中，从而将历史和社会因素引入到博弈论的演绎分析框架中。基于上述看法，朱富强认为，历史在制度研究中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本身是演化的，每一个过渡的状态都影响和规定了制度的演化方向。事实上，人的行为往往都是在过去的制度下发生的，都受到过去制度的制约，只不过在过去制度下结合新的环境去寻求有利的机会，从而引发了制度的某些微小变异或创新，然后，这种变异的逐渐累积最终引起了制度本质的改变，从而导致了制度变迁。 在制度研究传统中，现代博弈论制度主义采取个体博弈的均衡分析，使用了完全理性和完备知识的假定；相反，凡勃伦等老制度主义者采取的是社会心理而非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而格雷夫则主张将历史分析和博弈分析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特殊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方法的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HCIA）。朱富强详细介绍了HCIA的关键点，并指出，对主流博弈论的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并积极将历史和社会因素引入到演绎的分析框架中。 总之，虽然三篇文章的作者学科背景迥异，但这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充分展示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自省与反思；与以往很多研究方法的讨论不同，三位研究者的反思也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研究方法问题，而更多触摸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内核，我们认为，这种触摸，对于处在自省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来说，其意义无疑也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4b7ed5f0229bd64783e0912a216147916117e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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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