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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作者：杨 宇 杨笑依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17年第24期 二孩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杨 宇 杨笑依 南京中医药大学 摘要：本文对生育意愿的概念界定、不同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差异、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二孩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二孩政策对育龄妇女的影响等进行了文献综述，力图为促进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的保障政策研究找到着力点。 关键词：生育意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1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36-00-01 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近四十年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我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劳动力出现负增长，同时年轻人的负担压力也越来越重。生育情况一直是人民、政府关注的焦点。在此种情形下，国家逐渐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人们的生育意愿没有因为政策的改变而显著提高。大量文献中提及经济因素是束缚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但是但仍然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因此，研究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可以反映社会存在的各类问题。本文对二孩生育意愿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一、相关概念研究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于生育的态度和看法。顾宝昌于1992年提出生育意愿三要素的定义，认为三要素包括生育数量、生育性别选择和生育计划时间(顾宝昌，1992)[1]。详细来说，生育意愿是人们对生育愿望的表达，会考虑到生活中的限制与实际情况，它包括期望生育的子女数量、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郑真真，2011)[2]。另有学者补充、形成了生育意愿四要素的学说。于学军(2000)认为，不仅要考虑其数量、性别、时间，还需要顾及孩子的质量 [3]。而庄渝霞(2006)[4]在一些学者成果的基础之上，将生育目的纳入生育意愿，形成了生育意愿五要素。而生育行为是指人们实际的生育结果，即最终生育子女个数。生育行为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地文化传统、生育意愿、生育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周苑，2015)。大量研究表明，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行为)一般低于意愿生育孩子数量(生育意愿)。 二、不同人群生育意愿的差异研究 中国城乡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明显大于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根据2012年的调查数据，农村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水平为1.91，比城镇育龄人群(1.79)的生育水平高0.12(王军和王广州，2013)。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国意愿生育水平也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居民“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有根本改变，居民普遍认为“儿女双全”最为理想；而在育有一孩的前提下，农村居民的“男孩偏好”仍然存在(莫丽霞，2005)，但有所降低(石智雷和杨云彦，2014)。 但也有研究显示，中国城市育龄人群无性别偏好，且“女孩偏好”略高于“男孩偏好”(贾志科和风笑天，2015)。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市居民的工作、竞争压力越大，生育成本也越高。其中，生活在非中心大城市的育龄人群更愿意提出二孩申请(风笑天和李芬，2016)。另外，不同行业的城市居民生育意愿也有所不同。根据贾志科和风笑天(2015)的研究表明，从事住宿餐饮业人群的二孩意愿最高，而事业单位工作群里的二孩意愿最低。 三、二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学术界的意见也各不相同。在夫妻意愿、身体健康程度、照料孩子能力等因素相对达成一致，但其主要矛盾集中于个人经济因素、受教育程度及育龄妇女年龄等因素。 就经济因素而言，风笑天和李芬(2016)及贾志科和风笑天(2015)的研究表明，当真正想生育二孩时，经济因素就不会特别重要了。众多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经济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顾宝昌，2011；郑真真，2011；徐映梅、瞿凌云，2011；汤兆云，2014；唐运革等，2015；彭希哲等，2015)。 关于文化教育因素，一部分学者认为学历较低人群的生育意愿大于学历较高人群的生育意愿(汤兆云，2014；贾志科，2015 ；张勇等，2014)。但另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文化水平越高的人，养育二孩的意愿也越强，而学历较低的群体收入也低，缺乏相应的经济能力(彭希哲，2015；陈建平等，2014 )。另外，石智雷、杨云彦(2014)则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女性的生育意愿越弱，农村女性则越强。 四、二孩政策对育龄妇女的影响研究 随着二孩政策的推行，育龄妇女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挑战及就业歧视(叶文振，2014；高媛，2016)。叶文振(2014)指出，二胎生育与职业发展存在矛盾，二胎的生育受到机会成本的约束。周靖祥(2014)也提出，随着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并进入生产领域，妇女收入可以视为生育、照顾婴儿的机会成本，但是妇女的工资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康蕊和吕学静(2016)将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总结为家庭责任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本因素。因此，杨菊华(2014)认为，在国家出台生育新规的同时，也要通过相应的配套制度或政策保障女性的权益，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及家庭都应为消除女性负担而负起一定的责任。 五、结语 正如上文研究所示，不同人群生育意愿差异很大，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可以预测，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众多，而且女性生育意愿更多地受到就业、工资水平和育儿成本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二胎”政策实施后，如何出台相应的政策保障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值得进一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顾宝昌.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J].人口研究,1992,16(6):1-7. [2]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J].学海,2011(2):10-18. [3]于学军.再论“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1(3):54-59. [4]庄渝霞.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J].社会,2008,28(1):138-163. 作者简介：杨 宇(1977-)，女，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卫生经济研究。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a6c32b6cd84b9d528ea81c758f5f61fb63628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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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