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厅夫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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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厅夫人在上海

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17年第13



文·图/裘争平

20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有位美国名媛弗里茨夫人,热爱文学和交际。她家的花厅,即沙龙更是名声遐迩,华洋精英和文人雅士常在此聚会,因此被邵洵美称作“花厅夫人”。由她发起的万国艺术剧院,成功策划了几个在上海文艺史上的重要活动。

2014年,美国北达科他州大学艺术系杨惠淑教授来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她正在整理他们学校图书馆捐赠人切斯特·弗里茨先生的材料,打算申报课题。据介绍,这位切斯特·弗里茨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工作、生活在上海。192911日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新丰洋行,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协助杨教授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在当时的上海,切斯特·弗里茨夫人伯娜丁·索尔德的名气要远远超过他。

花厅夫人

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邵洵美(19061968),1933年在《时代》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花厅夫人》的文章,专门介绍有位“弗里茨夫人”,文中写道:“弗丽茨夫人是匈牙利人,她酷爱文学,自小在美国长大,与各国大文学家多有交往。后来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主要居住在上海。”

邵洵美认为:沙龙是18世纪的英法社交界最风行的聚会,由一位有文学素养,有政治常识而在社会上有相当声誉的夫人做主东。这其中“花厅夫人便是我们最需要的人物,而留沪多年的弗里茨夫人应当在这里介绍与钦仰”。

193310月的一天,有两对客人聚集在花厅。一对是《纽约》的专栏作家项美丽和她的男友(诗人兼出版家邵洵美)。另一对则是刚到达上海的墨西哥画家和他的夫人舞蹈家露莎。

花厅夫人,便是弗里茨夫人。她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祖籍匈牙利。根据切斯特·弗里茨的叙述:1929年初,切斯特认识了一位名叫伯娜丁的女士,她当时正与朋友哈里森·巴巴拉在环球旅游,并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星期。切斯特对伯娜丁女士一见钟情,当她旅途结束返回巴黎时,他发了份电报向她求婚,而伯娜丁居然同样回了封电报答应了他的求婚。同年618日,切斯特·弗里茨同伯娜丁·索尔德在中国大连的美国领事馆结婚。这是切斯特的第一段婚姻,伯娜丁的第四段婚姻。这一年,切斯特37岁,伯娜丁33岁,有一个女儿。伯娜丁来上海前一直在巴黎和纽约的最有趣的圈子里活动,她的朋友们主要是有文学倾向的人,或者是那些艺术感兴趣的人。

花厅在何处

根据传记,切斯特夫妇到上海后,最先居住在位于当时法租界的国富门路9号(今安亭路),但那个地方似乎是他朋友的家。查行名录,1930年,他们居住在迈而西爱路229号(今茂名南路)。1931年,他们居住在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北楼)。根据切斯特留存在北达科他州大学图书馆中那张当年他们夫妇定制的贺卡上面的地址:即同样位于当时法租界的白赛仲路62号(今复兴西路),可知那是花厅的旧址。此号原名修道院公寓,据说其主人为英国人密丰绒线厂主,建于1930年代。公寓属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由南北两幢楼组成,即一幢二层和一幢三层的建筑,中间为内院,一条幽静的券廊连接着南北二幢建筑。每幢每层均由两个居住单元组成。1989925日它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上


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该建筑现还在,保存完好,南楼为徐汇区湖南街道办事处,北楼则为住宅和商业用房。

我再三考证复兴西路的修道院公寓,是否确属当年花厅所在?那便是著名画家、工艺美术教育家、江苏常熟人庞熏琹(19061985)在他1981年所撰写的回忆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书中的一篇,庞熏琹写道:“展览会后,弗里茨夫人特为我举行一次招待会。 弗里茨夫人住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室内布置很有艺术趣味。”庞熏琹描写当时弗里茨夫人梳着希腊人的发型,穿着拖地的黑色连衣长裙。她跟他亲切拥抱并将庞熏琹介绍给在座的各位:“这位就是今天招待会所要邀请的主要客人,也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一位中国青年画家。我在这所房子里,第一次招待了萧伯纳,第二次招待了卓别林,今天是第三次招待一位中国青年画家……”

切斯特在传记中非常自豪地提到:我们拥有许多很好的中国朋友,其中有著名作家林语堂夫妇等,其他到过花厅的名人有梅兰芳、黄柳霜、项美丽姐妹、维克多·沙逊以及珂佛罗皮斯夫妇等。珂佛罗皮斯所画的他们夫妇与弗里茨夫人一起吃中餐的漫画非常传神地表现了弗里茨夫人的特征。事实上,梅兰芳与弗里茨夫人的交情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早在1930年,梅兰芳访美前夕,他们就有交往,梅兰芳还签名送书给了弗里茨夫人,而到了1935年梅兰芳成功访苏回沪的欢迎宴会上,我们又看到了弗里茨夫人与梅兰芳等人的合影。

花厅夫人在上海

查找弗里茨夫人在上海的资料,被提及最多的便是她是邵洵美和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结识的中介。但项美丽第一次来上海时,到码头迎接她的确实是伯娜丁,“伯娜丁·索尔德·弗里茨来自芝加哥,是她们的姐姐罗丝的老朋友,到码头迎接米奇和海伦(项美丽和她姐姐)。”肯·卡斯伯森在他的《没人说别去》中是这样描写的:“1935年,她(伯娜丁)是上海社交界的主要太太之一。手中没有给伯娜丁的介绍信或者不寻求她帮助的著名美国来访者寥寥无几。不仅她本人是一个有名望的女主人;在上海联系密切的外国人社区,她是接连不断的派对、舞会、俱乐部聚会和其他社交场合的常客。”

弗里茨夫人在上海除了花厅夫人的名头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事业的。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家、企业家盛宣怀的孙女、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在回忆录《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一书中,多次提到弗里茨夫人:洵美又认识了一个徐娘半老的外国女人弗里茨。盛佩玉从洵美那里得知:弗里茨原籍匈牙利,从小在美国长大。她曾在上海组织万国戏剧社,欧美文艺家来华,多半由她招待。她每星期有一两次举办中外文艺家沙龙,邀客聚谈。洵美戏称她为“花厅夫人”。

项美丽在《中国与我》中,对弗里茨夫人的社交活动有更多的介绍:弗里茨夫人的国际艺术剧院理事会里大多是美国人,其原因是美国女人对俱乐部比欧洲人更为踊跃。但也有许多中国时髦女子支持弗里茨夫人,参加俱乐部的还有法国、荷兰和俄罗斯女人,组织音乐会、讲座和讨论会,还安排演出。

显然,这个万国艺术剧院(也译作万国剧艺社)是弗里茨夫人事业的立足点。1935329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则“万国艺术剧院成立”的消息,是在上海南京路50号开成立大会。当天到院参观的都是中外名流,诸如唐瑛女士、温夫人、教育局长潘公展、欧阳予倩等,络绎不绝,直到晚上七点才散。万国艺术剧院的宗旨是要推进与建设各种与舞台有关系的艺术剧院还设立了小剧场。发起人之一宋春舫,戏剧家,浙江吴江人,王国维的表弟。191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欧洲留学。1916年,他在北大开设“欧洲戏剧”课程,这是西洋戏剧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开始。他还是一位藏书家,其书房“褐木庐”主藏国外戏剧书刊,被誉为“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


万国艺术剧院成功策划了几个在上海史上留下痕迹的活动。第一个大概要属1935年秋,假座上海卡尔登戏院(原长江剧场),用英语演出京剧《王宝钏》。剧中的王宝钏由海上名媛唐瑛扮演,薛平贵由沪江大学的凌宪扬扮演,而扮演王丞相的则是《文汇报》的方伯奋。当年看过这出戏的老报人江上行后来撰文称:“这次因为是用英语演出京剧第一遭,所以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邵洵美说万国艺术剧院,是中西人士合作的一个文化团体,这出戏,毫无疑问是要作为上海新式交际社会,人们的下一次谈话的资料的。要是到那时答不上话来,就会丢脸。所以要顾全自己在交际场中的地位,这两三个钟头,和四块大洋,便非花不可了。”《王宝钏》在戏剧上的成功,我们不敢说;他在文化上的成功,我们是不得不承认的。邵洵美的评论,正可谓一针见血,这就是万国艺术剧院组织文化活动的成功。

紧接着,19351126日,万国艺术剧院又在圆明园路55号的上海女青年会四楼举办了一场“老上海展览会”。这个展览会的许多展品都是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怡和洋行,还有两位外国收藏家白侠客和考辛尼亚等处借来的。

两个月后,1936227日,万国艺术剧院又在圆明园路55号举办了“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展出刘海粟、王一亭、王济远、潘玉良等三十余人油画、国画近作一百五十件,蔡元培为画展作序,吴铁城市长为展览揭幕。

画展期间,193639日下午,万国艺术剧院为国际电影大师卓别林举行欢迎茶会,卓别林在这里和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电影演员胡蝶等相聚。为卓别林担任翻译的万国剧艺社理事翟关亮在《良友》画报上介绍了当时的情形:卓别林身为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誉满全球,此次东来中国,虽时间短暂,剧艺社仍提前向他发出邀请,“一则借此表示艺术界对他的欢迎,再则因为其时艺社中有一个中国画展,顺便给他看一看中国艺术”。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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