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财富与人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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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财富与人类幸福

丹尼尔·科恩 20150213

经济增长是当代世界的最高信条,缓解冲突之痛的灵丹妙药,是对无限进步的美好承诺。我们总是担心无法得偿所 愿,而它就是解决这种担心的答案。不过,至少在西方,增长模式如今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西莫內(Albertine Simonet)那样捉摸不定:来了又去,萧条过后是繁荣,繁荣过后又是萧条,而那种稳定、包容而持久增长的理想世界却渐行渐远。

在美国,80%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没有享受到购买力的提 高。在法国,人均年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的3%逐年下滑到2013年的负数。在此期间,政界被经济停滞搞得狼狈不堪,而这样的踯躅不前又为形形色色的民粹 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在疯狂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中,西方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假如我们对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的追求已成为夸父逐日之举,又该怎么办?我们能找 到替代这一体系的合适东西吗?还是会跌入绝望的深渊,暴力缠身?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撰文警告对时局的误判。在他的著名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宣称,空前繁荣的时代指日可待,世界经济问题将不日得到解决——就像,在头一个世纪里,技术革新的浪潮带来了强 劲增长与粮食安全。他认为,为了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模型的潜力,全世界必须摈弃代表着之前悲惨世代的那种已然过时的贪婪与恐惧。取而代之的是,们必须学会 享受生活——最重要是学会消费,无拘无束,不惧明天。到最后,凯恩斯相信,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艺术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然后每天仅仅工作三小 时。

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这类形而上的追求尚未成 为全世界的取向;我们仍然活在对贫困、不公与失业的恐惧之中。对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依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尽管我们西方人实际上已比上世纪30年代富裕六 倍。于是,们不得不说,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了错:财富的大规模累积,完全未能满足或驯服我们对物质社会的渴求。

名为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凯恩斯的这个 错误。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研究,财富与幸福并无关联。涨薪当然总是好事,但一旦我们达到了目标,就会永远不够:我们陷入了一个基本不能察觉的循环而不能自 拔。与之类似的是,当我们每个人受到当前欲望驱使而设定目标时,我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欲望会随着时间与新环境而变迁。这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而非纯粹的财 富,是我们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它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一种希望,也就是我们能够超越眼前,尽管这样的梦想总是那么虚无缥缈。 于是最根本的问题摆在了眼前:经济增长会重现吗?如若不 能,又将如何?在这方面,专家的意见南辕北辙。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为首的悲观派认为,今时今日的经济增长潜力远不及上个世纪。新工业革命纵然给我们送


上了智能手机,但在他看来,这与20世纪的那些伟大进步 ——电力、汽车、飞机、电影、电视、抗生素等等——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埃里克·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这样的乐观派,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告诉读者,摩尔定律将令几乎所有东西的数码化成为可能。谷歌(Google)已经在测试无人驾驶的车辆,而机器人照顾老人的事情在日本成为 了现实:又一轮的爆发性增长似乎近在眼前。

为了搞清哪一方有理,大家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两大阵营关注 点并不一致:在悲观派看来,重要的是消费者;而在乐观派看来,则是机器。的确,计算机在某些领域代替了人类,但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被机器代替的劳动力 该怎么办?这并不是相不相信技术的两方在发生冲突。新技术注定会创造出奇观。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们到底是会替代劳动力,还是会助力我们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把目前的状况与20世纪进行一番比较。1900 的时候,务农者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38%此后,他们纷纷迁移到城市,在新的产业里成为生产力极高的劳动者。经济增长迅速翻倍。而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过 3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事实,则反映了另一项重大变迁:劳动力在离工厂而去——但他们在新工(如果能找到的话)中的生产力并未得到提升。这意味着经济增 长正在停止。所以,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讨论的双方都是对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经济增长的产业革命。强大的软件正在做人类的工作,但被取代的人类却无法 找到有价值的工作。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一个失去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呢——如果 说它将注定到来的话?倘若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我们又该怎样激励他们?有人想起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激进做法,为杜绝旷工现象并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把员工的薪酬加倍。在经济持续增长时,你可以用更高的工资来回报勤奋的员工。如今的公司也的确 会根据绩效为员工提供奖励,但胡萝卜和大棒是同时祭出的:要是没达到目标,员工就会被解雇。

不是努力工作就能涨工资,而是不努力工作就会被辞退:这种 压力管理的策略,是我们当代社会令人痛苦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戴·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已经告诉我们,职场的精神压力愈来愈严重。遗憾的是,不快乐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更低;另一方面,心满意足的员工则更具团队精神和创造力。归 根结底:如果想让员工重新变得高效起来,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激励办法。由于无法再向员工承诺未来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企业现在需要做出调整和补偿,让工作更加 鼓舞人心。

丹麦的经济模式已经在欧洲得到了大量讨论。它显示出,通过 恐惧之外的东西来激励员工的确是有可能的。在欧洲就业质量的排名中,丹麦高居榜首。这完全是因为,丹麦的劳动者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这个国家完善的福 利体系能够保护失业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培训,从而促进了职场的流动性,减轻了对失业的恐惧。难怪丹麦在2013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


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都源于个人购买力的停滞不前,这是很可 笑的。但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继续假装增长肯定会像二战后那样自动重新到来,我们就会看不到疲软的经济增长导致整个社会闷闷不乐的真正原因。我们现在应该希 望的是,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快乐与满足,可以取代对挣更多钱的徒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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