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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性批判看鲁迅与大江健三郎的共通之处 摘要】鲁迅与大江健三郎同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两人在文学创作上跨越时间，跨越民族，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主要从国民性批判角度探讨了两人创作上的共通之处。 【关键词】故乡情结；死亡意识 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的自序中表示，“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从小阅读鲁迅作品，并自觉将其奉为人生导师，大江的创作上不可避免受到了鲁迅深层次的影响，而对国民性的批判正是两人创作的共通之处。 一、从故乡情结看两人国民性批判的普遍 大江健三郎在采访中国作家莫言时曾经说：“把思念寄托于故乡, 不仅是我们文学的内容, 而且也是我们文学的出发点。”[4]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就是以故乡“峡谷村庄”为背景写成的。）而鲁迅先生的小说中, “故乡”也多次重现, 主人公还乡成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情结, 如《祝福》、《故乡》、《社戏》、《在酒楼上》等。的确，时常在两位作家作品中出现的故乡都承载了厚重的国民性批判内涵，故乡的人，故乡的风俗，在作者笔下，愚昧与无知的解剖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情结赋予了作家们的义不容辞之责。 大江健三郎在中学时代就渴望逃离故乡, 后来由于仰慕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而立志报考东京大学, 经过一年复读终于如愿以偿，离乡求学。但离乡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美好，面对出身大都市东京的人们, 他产生了强烈地自卑感。身上背负着故乡的人们热切的期望，而迎面射来的, 却是都市人冷淡的视线。夹在这两者之间的大江, 比一般人更在内心呼唤自己的故乡。可真正回到了故乡，却发现蒙昧，无知仍然笼罩着那片天空，精神家园的破落，寻根未果，只能再次出走，这一点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深陷于白痴儿诞生的主人公密三郎听从弟弟的劝说，回故乡“四国”去开始新的生活，满怀希望。不安的“森林”气氛触发着每个人内心深处关于万延元年那场暴动的记忆，阿仁惊人的食欲，出奇的肥胖，乡民依旧的无知与不开化，主人公对故乡的美好记忆最终以鹰四组织策划的超市抢掠失败而落下帷幕，再次离乡返城，但梳理完人最重要的寻根问题后，新的憧憬与动力再次推动了主人公前行的脚步。 正如钱理群先生认为，鲁迅小说中存在一个“归乡”模式, 即“离去——归来——离去”的模式。如《祝福》中, “我”从外面回鲁镇邂逅祥林嫂后急于离去；《故乡》中, “我”回乡搬家, 失落的离去；《在酒楼上》, 吕纬甫回乡为弟弟迁葬后孤寂的离去, 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还乡”, 但是“还乡”是以“离乡”为前提的, “离乡”便成了作品中的隐含情结, “返乡”后的再次离乡基于现实同样无法避免。远离故乡的人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会想到衣锦还乡，失意的时候要回归故乡寻找心灵上的慰藉，故乡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在鲁迅先生笔下, 记忆中的故乡是淳朴的，温馨的，而现实中的故乡却是萧条的、荒凉的, 依然愚昧与毫无生气。少年闰土是多么得可爱与意气风发，而再次见到的闰土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压迫下, 被紧紧的束缚在土地上,承受着繁重的生活压力, 连思想都麻痹了。鲁迅先生对这种强烈对比的描写，蕴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从死亡意识看两人国民性批判的升华 大江光的出生和去广岛调查幸存者这两件死亡相关联的事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同时代的游戏》等作品体现了大江在创作上的整体性主题“死亡与再生”，“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是我在时常思考人会如何死去？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并不信仰宗教“却围绕人们如何考虑超越死亡、其灵魂再度复苏之事，开始关注起有关此类论述的书籍。”[1](p170-171)《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开篇便描写了密三郎的朋友“用朱红色的涂料涂满脑袋和脸部，一丝不挂，肛门门里插着一根黄瓜，上吊死去了”[2](p131)，主人公也曾试图用自己手指抓下的泥土和石子把自己活埋在为建净化槽而挖的长方体凹坑内，小说中无时不在回顾着S哥在一场暴乱中被打致死的情形，最后也以密三郎的弟弟鹰四用猎枪将自己的脸打得血肉模糊而结束。纷繁暴力的死亡气息正是大江在文学创作中对人类生存困境不断探索的表征，死亡代表着新生，当社会的唾弃，人自身的罪恶感开始复苏，弥漫，只有自觉地救赎，才能通向未来。 “从少年时的祖父科场案和父亲的病逝,到20 世纪初的袁世凯恐怖统治和北洋军阀的通缉,再到30 年代国民党浙江党部的迫害和自身疾病的无情打击,或者从20 岁时写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到离死前仅月余的《死》和《女吊》,他人之死、自身之死贯穿鲁迅整个一生。将绝望与乐观联系在一起,将死亡与新生联系在一起,将个体之死亡与整体之黑暗,国民劣根性的消亡,与民族的新生联系在一起。这便构成了鲁迅作品中最深层次的思想内蕴。”[3] 强烈的死亡意识使两位作家直视命运的悲惨,冷静地剖析人类生存的困境，具有根深蒂固地批判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悲壮地注视着死亡,残酷地从死亡中找寻通往新生的道路，从而升华了作品的主旨。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著.尾崎真理子整理.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12. [2]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 杨炳辰等译.大江健三郎精品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5. [3]邬春立."中西比较视域下的鲁迅死亡意识"[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77e1a8fa12d7375a417866fb84ae45c3a35c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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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