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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三孩政策” 作者：周清杰 杜云洁 来源：《中关村》2021年第06期 “全面三孩”政策是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20天后发生的，两者因果关系清晰可辨。可以说，正是人口普查所揭示出的严峻人口形势助推了这次生育政策的提速。 5月11日，国家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占比为13.50%，已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未来人口形势不容乐观。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根据国际标准，这一数据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也低于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数据虽然争议颇多，但我们也可以从相关的信息中看到愈来愈近的人口危机“阴影”。 2000年和2010年，我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2%和1.18%。由于当时仍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极有可能存在瞒报、漏报，数据可能偏低，因而一直沒有被计生部门采信。2007年11月，国家计生部门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2006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8%。 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某著名人口学者对调查和普查时存在的人口漏报问题进行了修正，预测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5%之间。如果这一数据可信，那么这一数据已经较计生委2006年的数据有明显下降。 对比本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大致可以看出人口变化的趋势。虽然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但实际生育的数据只有1.3。换言之，只有72.2%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因此，“三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审时度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破解劳动力不足和人口结构失衡难题的正确选择。 “三孩政策”不仅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其实也是对以往生育政策的纠偏。 中国自古就有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传统生育观念，这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能够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础。然而，因建国后人口暴涨和资源相对匮乏、生产力低下之间存在矛盾，某些所谓的专家在缺乏了解社会发展与人口演进互动规律的情况下，对未来可能的人口增速和峰值做出了过于夸张的预测。这些错误的理论和预测结果一度对我国的生育政策产生误导，导致了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进入新世纪后，即使已经出现了人口危机的征兆，某些质量存疑的研究成果阻碍了生育政策的及时调整。例如，2007年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预测，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8，人口将达到14.5亿。这个由十多位两院院士、3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两年多完成的大项目，其研究结论与现实相去甚远。又如，有著名人口学者在2014年预测，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但事实是，在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后的4年里，我国的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比该专家的预测结果少了近1亿。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对生育政策多次做出重大决策部署。可以说，这些举措是对以往过于严苛的生育政策及时纠偏。中央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不久就出台“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不断优化的延续，同时这种快节奏也反映出纠偏的紧迫性。 从我国2015年末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情况看，二孩政策对生育的刺激效果十分有限。除了短暂的反弹外，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从高昂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到高企的房价，导致“二孩政策”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的因素至今依然存在。如何提升新政策的效果，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给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在此，我们也将在合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一些可行的途径。 第一，重塑合理的生育观。二战后国外的人口演进史表明，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一个社会的生育观也会随着经济发展朝着“晚稀少”转变。而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传统生育文化和观念的淘汰。目前，“养儿防老”“无后不孝”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已经逐渐消亡，不婚不育等抑制生育的观念深刻影响着育龄人口。因此，想要从根本上扭转人口形势的恶化，不仅要通过放开生育的政策，更应营造、培育合理的社会生育文化环境，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个体生育意愿和观念，尽可能提高生育政策的效果。 第二，实质性解决“生不起”问题。高额的抚养、教育、住房等成本，给处于生育高峰的80后90后夫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反复权衡后，导致不少家庭倾向于少生或不生孩子。面对这些“能生生不起”的群体，政府应该且必要的出台奖励的经济刺激政策给予支持。例如，国家可以设立专项资金为家庭提供累进奖励政策，实施多生多发的奖励机制，引导育龄妇女多生育。再如，政府应对育儿家庭的个税抵扣政策可以实施边际递增设计，多生多抵扣，大幅降低多子女家庭的育儿成本。另外，政府应完善各类配套保障，包括对多子女家庭的奶粉、纸尿裤等费用进行适当补助，增加幼儿园、托儿所，降低托幼费用，提高托幼服务的可获得性等等。 第三，对“想生不能生”的家庭提供更人性的帮助。受制于早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社会中有百万计因某种原因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绝大多数的失独家庭由于母亲生育能力的丧失，变成了无助的悲剧家庭，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种“想生不能生”的群体，政府可以探索调整相关政策，适当放开辅助生育技术，甚至可以允许不收报酬的爱心助孕。实际上这也是政府对过往过严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某种补偿，可以最大限度帮助那些想要个孩子的失独家庭。 人口问题不仅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也是关乎普通百姓生育权和家庭幸福的民生问题。此次“三孩政策”的放开，距离生育决策完全回归家庭又近了一步。未来，决策者应该更多地从普通夫妇的角度出发，尊重其生育选择，放松生育的法律、政策限制，增加生育奖励，降低生育成本，让生育成为民间的一种自发行为。唯有此，我国的人口形势才有可能根本好转。 （作者分别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c4c7a6c74232f60ddccda38376baf1ffc4fe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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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