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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失败与崇高 作者：朴婕 来源：《创作评谭》2019年第05期 随着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学作品中也不断涌现出一批失败者的形象。依据导致失败的背景不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着眼于当下时代，集中表现某一个或某一类人的失败，他们通常是在新的改革和发展中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的人群。作品通过聚焦于这一群体，或则展现中国步入市场经济后人们焦灼的生存状态，或则反思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另一类则出现在历史书写中，表现在近代斗争中落败的探索方向，提示中国历史曾有过的多样的发展可能。 就第一种类型而言，最先浮现出的失败者形象是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人生》中高加林未能走上他期望的城市知识分子生活，到《活动变人形》中“争取了一辈子幸福、得到了一辈子痛苦”[1]的倪吾诚均是典型。这类书写聚焦知识分子对于个人发展的合理期待如何被权力或者现实的洪流所湮没，揭开历史的“伤痕”。高加林、倪吾诚的悲剧不用说是指向中国一度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压抑，乃至对知识和启蒙的压抑，导致整个社会处于蒙昧昏聩的状态，让知识分子举步维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等社会转型，一些个体陷入生活困境。《兄弟》中与哥哥李光头的发家致富形成对比的弟弟宋钢被映衬为典型的失败者。尽管他勤勤恳恳，仍然免不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在体力劳动中身心俱疲，最终卧轨自杀。同样，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努力拼搏但终究为家庭贫困拖累而自杀的涂自强，《那儿》中送妻子去做皮肉生意来维生的下岗工人，以及因影像而更容易为人们记忆的《铁西区》《钢的琴》中贫困潦倒的工人群体，无疑以他们的困苦烘托出了生活的沉重。有趣的是，这些失败者的形象恰恰是50到70年代中国或者说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化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时代的中国所建立的 “英雄的工农兵”群体。尽管文学作品乃至社会将他们的淘汰解读为耽溺于计划经济的安逸而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但他们整体性的失败反映出中国现代化道路遭遇了瓶颈。《兄弟》从计划经济时期写起，刻画出宋钢始终如一的勤奋忘我，这样的他都无法摆脱困境，可见个人的失败并不是个体原因就能解释的。方方以“个人悲伤”反讽地写出了一个乃至很多个群体受到的关注和扶持不足，带来了发展的整体不平衡，这绝非个体奋斗能够解决的问题。严歌苓在《芳华》中刻画的刘锋更是集当时的美德于一身：家境贫寒直逼《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严守纪律到令人“乏味”，热心助人到得了个“雷又锋”的诨名，舍生忘死到在战场上失血过多近乎昏迷时给司机指路都是指向了前线，屡屡被叙事者萧穗子感慨不像真人。这样的刘锋可谓集体化精神的化身，可他在市场化的时代里落魄潦倒，可见集体化时代的精神相对于市场化竞争时代的失败。他最終的病逝，也隐喻着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内在暗藏着某种病根，终究会在全球资本格局的压力下爆发出来。 再进一步说，这类叙事中的成功者也不能给出一种可复制的成功模式。《兄弟》中李光头的成功充满荒诞，《钢的琴》中的成功者不过是个倒卖假药的，作者显然不认为这种发达是合理且可持续的。即使说哪怕是这些故事中的成功者，也同样深陷于失败焦虑中。朱文那篇宣言一样的《我爱美元》中对消费社会的猛烈拥抱，始终暗藏被甩在时代后面的恐慌;王安忆与之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d4e4ad42aea81c758f5f61fb7360b4c2e3f2a9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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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