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虫与蟋蟀:东西方异化典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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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虫与蟋蟀:东西方异化典型比较

卡夫卡与蒲松龄,一西一东,相隔二百余年,时空间隔如此辽远,却因都擅长的变形在心灵的空间逐渐靠近。卡夫卡凭一只人形变成的甲虫引起了多少人的深深思索,蒲松龄以一只人魂变成的蟋蟀引发多少人的层层感叹。



变形,换言之即异化,按马克思的观点,即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异化后的甲虫与蟋蟀都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和内心愿望表达的机会,以虫形人性承受着虫与人所遭受的双重磨难与险恶。然而,作为东西方异化的典型,甲虫和蟋蟀的异化方式,异化后的遭遇、异化的背景都是各不相同的。



首先,二者异化方式不同。在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是形化甲虫。变形后格里高尔的人形不复存在,甲虫即格里高尔。而蒲松龄却写到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自言身化促织,今始苏耳为魂化蟋蟀,睡在成名家床上的是成名子的躯体,而灵魂却化为蟋蟀参与了一次次的征战。换言之,蟋蟀只能是一种不充分的异化,而甲虫的异化是充分的,彻底的。



其次,异化后的遭遇不同。格里高尔所变的甲虫境遇是每况愈下:从妹妹的同情、父母的忍受,到父亲的攻击,到母亲的冷遇,到妹妹的厌弃,最终又饿又病,悲惨死去。呈一悲剧告终。而成名子灵魂所变的蟋蟀却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福及全家。斗蟹壳青,斗鸡,斗败天下名蟋蟀,应节而舞,最终成子复苏,而成名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以千计,裘马过世家。骤成显贵富室。以一喜剧收场。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追根溯源,是社会背景不同导致的。卡夫卡所处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因战争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黑暗的社会,痛苦的生活,冷酷的金钱关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另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因此,作品中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变态心理应运而生。格里高尔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父亲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干活,从未享受过生活,甚至连觉都没有睡好过,以还债持家。应该说,他是个好职员、好儿子、好哥哥,善良忠厚又有责任感。但终究人的精神力量和体魄力量对抗不了强大的社会劳心压力:上司的欺凌、父亲沉重的债务、妹妹读书昂贵的费用,成年累月奔波毁瘠的身体,使格里高尔不得不变成了非人之物——甲虫。



蒲松龄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帝王官僚穷奢极欲,层层盘剥,斗鸡斗虫,呼鹰走马,无所不为。同时又大举文字狱,严密禁锢人们的思想,自宋以后,出名的文字狱不下数十百起。同时,科举取仕的流弊极大地限制了有才学的文人进入统治阶层。蒲松龄正是出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家势已衰微的书香之家,求上而不能,转而下视人间种种辛苦恣睢。他所塑造的成名就是读书久不售,人迂讷忠厚一长者。成名被报充里正役后,不仅薄产累尽,还因进贡蟋蟀之事




倍受鞭苔棒打,以致惟思自尽。好不容易弄到一只状极俊健的蟋蟀,又偏偏被儿子不小心弄死。此番惹祸的成名子想以死谢过未遂,那么要拯救父亲和家庭,他唯一能做的,或者说他最大最高的愿望就只能是变一只蟋蟀了,否则,成名一家的遭遇可想而知。强大的社會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迫使成名子魂游体外,变成了非人之物——蟋蟀。



形化甲虫,固然失去的自我的形体,然而仍有思想,格里高尔仍然可以理解、体谅、关爱自己的亲人。而魂化蟋蟀,惟能以蟋蟀自居,除了打斗、应节而舞供统治者娱乐消遣之外,成名子又哪里敢有一点儿自己的思想!可见,成名子魂化的蟋蟀不自由到了何等的地步,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残酷到了何种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虽无形体的充分异化,蟋蟀所代表的精神异化却是甲虫所不能比拟的。



甲虫和蟋蟀二者的结局虽一悲一喜,然而归根结底都是一悲。成名家裘马过世家的富贵日子,只能引发人更深层的思索,其反讽是极有力的。



当然,异化本来就是虚化,所以《变形记》与《促织》都非常注重虚幻与现实的结合,虚幻中有现实,现实里可见虚幻。那个轻捷善斗,短小赤黑,力叮鸡冠不释,又能应节而舞的小小蟋蟀,分明就是一灵黠聪慧的小孩童;而那只挨打就逃,害怕惊吓了母亲,时刻挂念家人,临死都为家人着想的甲虫,分明就是善良忠厚的格里高尔。人与虫,虚幻与真实没有明显的过渡,甚至消灭了界限,完全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于是,陌生感、孤独感油然而生。



因而,虽然《变形记》《促织》二文还有着双线索、单线索、情节的曲折与叙述的平衡,重行动描写、重心理描写等区别,变形却反映了相同的本质:强大的社会政治精神压力下的人的全面扭曲,由人变成了非人。(且不论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封建专制下)。正是那无所不在的威权的恐怖性,那捉弄人的生命的的滑稽性,那屠害同类的凶残性,让格里高尔、成名子不得不形化甲虫、魂化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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