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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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觉醒反抗的知识分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真战士。他既是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患者,又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耳闻目睹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标榜的“仁义道德”的假面具,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吃人和被吃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狂人”是因二十年以前要“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受到以赵贵翁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们的迫害而致狂的战士。他在被迫害发狂以后,反复思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经过观察现实、研究历史,认识了旧中国是吃人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并识破了吃人者的各种伎俩,勇敢地起来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虽遭失败,仍不退缩,而是总结经验,同旧社会、旧家庭和旧我彻底决裂,最后找到了从“救救孩子”入手的新的革命途径,成为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战士。因而,从实质上来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它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战士思想性格成长的过程。作品揭示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吃人的“老谱”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呼唤。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意识流程,展示出知识者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狂人发狂之始,感到“精神分外爽快”;而以前的三十多年则“全是发昏”。这样,他就把自己从过去的常规性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以迫害狂患者的视点来观察客观外界,从而有一种陌生感。路人那铁青的脸色,怪眼睛的目光,母亲打儿子时要咬几口的话语,狼子村吃人的传闻等,使他隐隐地感到不安,产生了人们是不是想吃自己的疑惧。在他冷静的观察和清醒的反思中,逐步觉察到他们是要吃人。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又从仁义道德中看到吃人的字眼。当他联想到自己也将被吃时,就产生出一种无比恐怖的意识。这种恐怖正是从麻木中清醒过来后的一种情感体验,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逐步认清了食人者的手段:不敢直接杀了,怕有祸祟,而要逼他自戕。由此,也达到了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对此,狂人并没有消极的顺应,而是力图改变这吃人的状态。于是,便去“劝转吃人的人”但对大哥的劝告却换来疯子的恶名。从大哥的态度中,狂人进一步思索出妹子死掉的原因,并领悟到自己也许在无意中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也是这人肉宴席上的帮凶!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心情又是何等的悲愤沉痛:“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悲愤的呼声冲破了中华民族在自我认识上的蒙昧状态,使人们认清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本质。 狂人从吃人认识的确立,到自己也将被吃的预感,再到发现自己也是一个食人者,这是一个从对现实的发狂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安、疑惑、恐怖到绝望的情感体验过程,也是一个从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过程,终究还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

(二)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等,都是在狂人的呐喊声中最早觉醒的知识者。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抬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 但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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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涓生和子君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以强烈的批判意识重新估价现存的一切,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力图从过去的蒙昧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们谈论自由平等、婚姻自主,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反叛和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勇气。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时代的觉醒,更是民族的觉醒。

(三)彷徨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觉醒的自我意识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必然带来情感体验上的巨大痛苦。鲁迅在小说中, 往往把主人公放在极其痛苦的境地,来审视其灵魂颤栗、痉挛的过程,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历史感的心理真实。《头发的故事》中的N 生那愤世嫉俗的话语中,压抑着多少悲愤的情愫;《在酒楼上》吕纬甫那平静的叙述中,又凝聚着多少难以言传的痛苦。他把自己的做法视作无聊,就说明他的认识还未从以前所达到的高度上退下来,内心还有所不安,是一种不甘于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孤独者魏连殳,要求平等自由,却被寒石山的村民看作异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房东的孩子,却被认为低声下气;要求获得独立的人格,得到的却是冷眼、流言和失业。在现实的沉重压力下,自我意向进行反思他要寻求一种对现实的报复。他认为只有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作为自己向社会报复的手段,才能成功。于是,他当上了师长的顾问,获得了尊敬,也失去了自我人格。这一转变伴随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给申飞的信中,流露出无限的沉痛和悲哀,他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堕落、失败,无异于精神自戕、个性毁灭。他更加趋于内向,将本来的面目隐藏起来,而将玩世的态度示给人们。结果他胜利了,频繁的应酬取代了以前的孤独寂寞,众人的捧场慰藉着空虚的灵魂。如果他能心安理得于这捧场和颂扬的话,也许能保持心理的平静而免除痛苦,然而恰恰相反,他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真的失败”,失去了往日的理想,失去了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那“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里,既包含着对人的尊严的呼,也裹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悲愤。这一切是难以靠精确的定量分析所能测定的,只能从心理趋向上来体验揣摸这痛苦的巨大容量。 魏连殳徘徊于新旧势力之间。从行为方式上看魏连殳做军阀的顾问是向旧势力的妥协;但是,魏连殳的倒戈只是表面现象,在思想意识上他还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是失败了,还能感知到失败带来的痛苦。他那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无法解脱的悲愤,对于社会的失望,汇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这种情感效应使他在自暴自弃中寻求一种对社会的报复,在报复中求得发泄这种情绪的快意,因而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他在宾客应酬、打牌纵酒中求得一种自我麻醉,在对房东一家的耍戏中获得一种报复前仇的精神快慰。这是觉醒的个性意识在与社会争斗中败下阵来之后,经过自我调节达到与社会环境的一种表面的平衡和谐, 谁也不理解的孤独和悲哀依然存在于心底,外在的放浪形骸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他彻底绝望了,对理想、对社会,也对他自己。因而不能说他的行为是对社会的消极顺应,而是一种变态的反抗。他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而活下去”,在结算往昔仇隙的快意中发泄郁结在心头的悲愤,游戏人生中嘲弄黑暗的社会和愚昧的庸众。

农民的形象

(一)民愚昧的农民

Q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精神胜利法”是阿Q性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用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方法麻醉自己,在强者面前敢于忍受屈辱,自轻自贱,麻木健忘,对于弱者则加以欺辱,还自鸣得意。

在未庄这个生活环境中,阿Q尽管受尽剥削和奴役,但是,在被压迫和被剥削时,阿Q不思通过现实的反抗和斗争,夺取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减轻痛苦,在虚幻的想象中获得一点儿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例如,在赵太爷不认阿Q是本家,给了他一嘴巴之后,他心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如此一想,仿佛是阿Q统治着未庄的赵太爷,在这片刻时间内真的是他的儿子一样。然而,在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阿Q,在性格深处却又积淀着一种近乎残暴的“奴隶主”意识,一旦有条件或者面对弱者的时候,这种残酷就会表露无遗。“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的晦气,原来就因为你!”在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后,在酒店门口看到迎面走来的静修庵的尼姑。阿Q走过去就是一口唾沫,还伸手去摸尼姑新剃的头皮,呆笑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看到尼姑满脸通红便觉得自己的勋业得到了赏识,听到尼姑带哭的声音更十分得意的“哈哈哈”大笑。被抢者压迫,他又反过来欺压更弱者。阿Q在幻想要参加“革命”,他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 „„便是我,呀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的革命是什么呢?他真的只想通过革命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吗?不是。“这是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扰民。’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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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以留,但也不要了。„„”“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 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用赵家的吧。“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这就是阿Q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爱情革命吧!报私仇,捞一把、选美人。做了“强者”,就欺负“弱者” Q很容易满足,当然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而是通过他的“精神胜利法”满足了他自己,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阿Q本来是给地主当牛做马,只是游艺会有个老头子称赞他“真能做”,他听了便很喜欢,很满足。阿Q头上长了癞疮疤,这是一个缺陷,但当别人开他玩笑时,他却怒目而视,说,“你还不配„„”于是觉得在他头上长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有一回,阿Q赌博,本来赢了很多洋钱,却在混乱中全不见了。他感到了失败的痛苦,但他在自己脸上用力的打了两个嘴巴,似乎打的不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片刻,他又转败为胜,心满意足了。甚至在已经面临被杀头的片刻,他还羞愧于自己在画押时画对的不圆,但他又立即自我解嘲:“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在鲁迅的小说里,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二)麻木的农民

鲁迅小说中的另一个被迫害的形象便是闰土。闰土是鲁迅小说中唯一一个从少年写到中年的农民形象。中年时期,他朴实憨厚但精神麻木,生活窘迫,完全被封建社会吞噬了,没有反抗,反而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度。 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多年阔别的童年朋友,也是百感交集。他心头撞击着复杂的矛盾,“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自然有许多话要奔涌而出,但也只是“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这矛盾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感情上虽然是牵挂着童年真挚的友谊,但壁垒森严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是严酷的,最后还是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的称呼,接着便是拉水生给“老爷”磕头。封建主义的等级被称为“老爷”的革命知识分子感到“气闷”,而闰土反而认为是合理的并去维护它。所以“我”的母亲要闰土还是“哥弟”相称时,他几乎是吃惊地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规矩”不但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而且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的友谊。对于闰土的苦难,“我”和母亲曾感叹地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个木偶人了。 闰土从少年到中年的深刻变化,凝结着他大半生受尽封建社会压迫和剥削的苦难经历,也铭记着封建传统观念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巨大的负担和影响,使他“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而传统的宗法观念在此也成了“吃人”的元凶,他不仅吞噬着人的外貌,更吞噬着人的精神。

鲁迅对农民的关注立足于封建社会丑恶的现实生活,并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本质灵魂深处,挖掘出病根,展示病态,积极寻求疗病的良药。他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农民、这种情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鲁迅是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这种感情,贯穿在鲁迅描写他们形象的一个生活中的片段,或者半生事迹,或者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后的一切中。鲁迅不仅描写了封建时代农民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揭示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社会根源。他意在“重造国民灵魂”,唤起作为民族中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

总之,鲁迅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的怎样窒息人的灵魂、戕害人的内体。揭示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冷酷和虚伪、愚昧和麻木、沉滞和落后。在表现这种社会思想状况的过程中,突出了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表现。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直接联系着中国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没有一个全民性的反封建思想启蒙,他们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的;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最惨重的压迫和剥削,在精神上也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严重束缚和无情摧残。在这样的现实下,鲁迅把希望寄托于未被封建思想污染的孩子身上。所以说,鲁迅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人物形象不仅全面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真正做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物与环境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把自己的、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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