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文化观

2023-04-18 08:39:11   第一文档网     [ 字体: ] [ 阅读: ] [ 文档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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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文化观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源不过就在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罢了。其文化的意思大抵可理解为“文明”人类生活方式可分为三种: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

在梁看来,第一种指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此产生了“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的文化。其特征有三: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

第二种指的就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他认为,中国人走的路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如果我们不与西方接触,中国再过三百年、五百年,也不会有火车、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产生。如果是同一条路,我们只是走得慢,那么究终会走到西方所到达的地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由其智慧凿开,转而抑制了身体的发育,身体发育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了后来智慧也发展得不好。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中国文化根本弊病就只是“文化早熟”,但有五方面的表现:有时形式上表现幼稚,如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老衰,因历史太久而机械僵固积重难返;不落实,即是不现实,中国文化从心从礼出发,有时理想多于事实;落于消极再没前途,中国文化理性早启,积极于理而消极于利;暧昧而不明爽,如宗教、阶级等问题,中国似有似无,并不明朗。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情感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中国文化个性为: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或夭折或转移或失去独立自主,唯独中国自创的文化能独立存在至今;中国文化能在不动摇其根基的前提下,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有伟大的同化力,能吸收外邦邻族,融汇成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北至西伯利亚,南到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帕米尔高原,甚至影响到欧洲。

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

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指整个社会各种关系都一概家庭化、伦理化,人与人之间一切都在伦理关系中联系起来,阶级色彩不浓厚。这种伦理本位可从三方面分析:第一,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人而言,人生美满即是家庭关系无缺憾。由家庭关系推广而成的家族、亲戚、同乡、师徒、朋友、同僚甚至君臣、官民的关系,都可比之于父子兄弟。第二,经济方面,财产依据伦理亲疏和财产大小为人共有,在经济上彼此照顾,相互负责。第三,政治方面,中国人只知有君臣、官民的关系,而不识国家团体,国家政治被家庭情谊化,比如称地方官为父母官。


伦理关系存在诸多不足,最大的一点就是成就了中国人的散漫。伦理关系把人联系在一起相互负责,只是消极的有所保障,而非积极进取。

梁先生还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的阶级对立和垄断,有的只是“职业分途”。所谓职业分途就是指社会上士、农、工、商只是不同职业,尽管社会中有贫富之差,却无阶级差别。因为中国很早就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因此中国的土地未曾被垄断,没有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又由于中国工业不发展,经济也没有垄断,没有产生资产阶级。 因此,中国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从政治上说,官职不世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考试为官。 因此,士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故无阶级对抗一说。

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相得益彰。第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一家人天然地相依为命,自然地巩固了家庭伦理关系。第二,由于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对前途各有所求,贫富贵贱也无定,家族有兴也有衰,财产就不易集中,阶级也不易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既非宗教的”又“非国家的”中国社会秩序不需要此两者来维持,其自身内部有高度的和谐和协调性,所以中国一直以来没有根本性的变革。由此看来,中国不可能形成阶级,没有强大的外力也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共同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也就是智慧不仅仅是用来改造周围的客观世界,更是要让智慧回归人生,用智慧驾驭人生,而不是人生驾驭智慧。这就是东方学术的根本。正是因为智慧的不外用,所以生产技术无法进步,社会盘旋不前。西方学术的产生就在智慧外用,观察分析一切自身以外的东西。西方文化的发达可归结为两句话: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西方文化特色就是人与物的问题。生产发展到一定地步,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要考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考虑的问题。到最后就要回过头来考虑人与自身的问题,就是印度文化,否定人生,追求最后的解脱。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是不合时宜。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并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因此,我们一定要保存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来补中国的不足。既然中国问题是文化问题,那么教育更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的功能。这些要从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做起。

梁先生对三种文化的划分是否尽善是否武断有值得考虑之处,但是他当时能提出如此见解已经需要过人的勇气。因为在当时,由于中国的境况,绝大多数的人批孔、摒弃传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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