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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交往理论 一、行为类型以及合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及规范调节等四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四种。”它们有不同的取向，关联于不同领域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 第一，目的行为。“它是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工具理性的选择，或是二者的结合，它遵循的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 。它把手段关联于目的，把技术关联于目标，而不管这些目的、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它以成功为目标取向，以合理规划为特征，植根于支配自然的主体性计划，津津乐道于对自然的统治，而缺乏主体间向度，主要关联于客观世界，要求真实性。 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社会群体成员遵循共同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这种行为与使其行为依照共同价值的群体相关联。因此，所有的成员都要遵循规范。所谓规范，乃是在一个群体内所共同同意的一致协议。主要关联于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要求公正性和正当性。 第三，戏剧行为。戏剧行为不涉及孤独的行为者，或孤独的“角色”，也不涉及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而是关联到互动的各个参与者，他们相互构成观众，并使他们自身表演呈现在诸观众面前。戏剧行为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主要关联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要求真诚性。 第四，交往行为。它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也就是说，交往行为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人；交往行为的手段是以语言为媒介；交往行为的主要形式是主体之间的诚实对话；交往行为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交往行为的原则是必须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因此，交往行为不仅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基础之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它实质上是行为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通过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对话而达到共识、和谐的行为。在交往行为中行为主体“„„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也就是说，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同时关联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要求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 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比其他几种行为更具合理性。因为交往行为的几个有效性要求，是交往理性得以进行决定性前提，也是生活世界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志。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言说者要遵守三种有效性要求：第一，真理的有效性要求。第二，正确的有效性要求。第三，真诚的有效性要求。这三项有效性要求分别指涉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交往行为能够满足三项有效性要求，并且以“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而作为由符号协调的互动，沟通行为在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它服从的是必然实行的规范，“这些规范决定沟通双方的行为，而且至少被两个行为主体所理解承认”。所以哈贝马斯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以交往行为作为出发点，才能获得卓有成效的理论.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哈贝马斯在实践上对于“语言交往”、“生活世界”的研究有些夸大了它们的作用，但也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现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公众领域加大舆论的开放度，鼓励人民参政议政，与此同时，要防止金钱对“生活世界”的侵犯，克服道德滑坡和拜金主义，这样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现实中缺乏孕育之土壤，只是一种乌托邦，但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他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构建社会的和谐。对于个体而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会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标准。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地提高，但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道德滑坡。因此，我国不仅要注重经济建设的过程，同时还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公民道德的培养，所以应该使人们在平等互爱的基础上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人类进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这样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也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 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72d0a7e4482fb4daa48d4b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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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