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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道家的人生观之比较 产生于春秋战国这个动乱时代的儒家和道家，不管是在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年代，还是在此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彼此间在思想文化上的分歧和对立一直都存在。在这里，我试图从人生观入手，针对儒道两家在人生观上的异同谈一点自己的理解。 儒家注重现实，强调出仕，中庸思想为历代推崇，故贺昌群先生以一“中”字为儒家要义。儒家又是与礼教相联系的，其中很多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已深深刻入士人心中，成为“君子人格”的一部分，详见周海平专著。因此可以说儒家追求的人格是一种“君子人格”，其最高境界是“成圣”，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道家尤以老庄为著。《老子》第25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道家崇尚自然，追求“道”和虚无，这种意识反映到人格上就是一种率性脱俗的人性了。正是由于崇尚自然，所以很多礼仪和道德准则在这里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了，追求的就是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境界。庄子在解放人性方面进一步发挥，他的逍遥精神迎合了隐士们和一部分士人们的胃口，这些崇尚“真”与“自然”的不矫饰的士人都是与“至人”人格相一致的。因此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种思想风尚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整个时代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家同道家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在物质生活贫乏和优裕的情况下，人们都可以通过道德品行的提高来达到满足，形成内在的愉悦。儒家比道家重视道德修养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儒家也更重视人文修养，为培养君子“温、良、恭、俭、让”的性格，儒家创造了一套提高人文素养的机器，即“诗、书、礼、乐、射、御”的培训方式，以培养君子的内外兼修的人格。因此将儒家哲学称为是一种道德教化学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孔夫子始，历代儒家学者都为人们描绘了一个“老安少怀、社会有序、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 道家的人生观，被孙立群先生概括为“贵适意”的生活观念 ，这种生活观关注人生的本质东西，这样生活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衣食住行，而转而为对生命的享受，对自由的追求，对生命意识的强化。人们的关注点也由社会转为自我，由外而内，自我意识的加强，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说这是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成为了“贵适意”生活观的思想依据，更简单地讲，是“人的觉醒”而致，是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这种觉醒分成“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的觉醒，使士人能够重新审视自身和生命，个人价值的重新认知，对生命的珍视，形成了道家的人格精神，构造了道家的精神家园。在这一点上，宁稼雨、李泽厚、范子烨等人的著作中均有涉及。 道家以这种超然物外人格精神取代世俗礼仪的繁缛复杂，在精神世界里寻求解脱惬意和内在意蕴的“人性之美”，这种“人性之美”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趣味性的人生观。宁稼雨将“儒家的人生态度比做演戏”，把道家的人生态度比做“看戏” ，由此两种人生观就从戏剧化和艺术化两个角度形象的加以阐释。 儒家是积极进取的，道家是世外逍遥的；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遵守礼法，关注社会和现实，道家宁静自由，放眼个人和方外。正是由于这种人生态度上的不同，导致儒道的关注点也不相同。在儒家的价值观中，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两家都关注精神世界，但儒家认为现实世界高于精神世界。在道家看来，个人思想和人格的独立远高于社会和国家，因而在个人品行的追求方面也就更为突出。儒家的积极进取，决定了儒家的处事原则是主动的，奋斗精神是儒家推崇的。道家的世外逍遥，决定了道家的处事原则是主静的，道家认为那种虚静的价值要高于躁动的价值，追求宁静自由的精神是道家所推崇的。儒家重礼法，道家重自由，因而在社会纪律和自由逍遥方面两家又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碰撞。儒家讲奋斗进取，重视后天努力，社会性高于自然性。道家崇尚自然，更关注先天价值，自然性高于社会性。 道家追求“恢复自由自在的心境，以达到逍遥无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道家注重个人，对礼乐教化和社会国家等并不重视的原因了。儒家追求的是“君子人格”，对个人的品性、人格、价值观等都有要求，以求达到最高境界“成圣”。同时儒家对社会的礼乐教化和三纲五常等和国家的政策措施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点上儒家对个人、社会、国家的关注更为广泛，但儒家更重社会和国家利益。 道家对于生死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那就是一反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观，而树立了“恬于生而静于死”的“至人”理想人格。儒家则是将道义视为士人生命追求的目标，因而“道德生命高于生理生命”，为了道德仁义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在儒家看来为了仁义道德而死，死亡在此时就具有了一种永恒的意义，不仅不是痛苦的，反而成为士人们所尊崇的对象。 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几千年的影响之下，其思想精华都已深入到中国士人的骨髓血液中，由两家的人生哲学引导而出的是士人毕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与儒家的“君子”和道家的“至人”想协，具体表现就是追求人格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解放，同时又注重个人的社会性，尊崇道德的力量，在个人和社会的关注点中寻找到一个平衡。无论儒道，都注重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士人称为“精神贵族”，这些“精神贵族”追求的就是这种人格力量，在不同的时代为自己“制造一个精神的象牙塔”，以此寻求在社会礼法和道德规范下的真性情和独立的人格。儒道两家的精华最终成为了士人孜孜不倦追求的一种人格的韵致。他们追求的正是那种人格上的永恒，而这种追求来源于其内心的赤诚以及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1]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周海平《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马秋丽、张德苏《儒家思想导论》，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杨玉辉《道家人格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 [6]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7]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朱贻庭主编《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与孔子对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9]李洪权《魏晋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 [10]包兆会《庄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白欲晓《众妙之门——老子》，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2]朱人求《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74e2087ad7bbfd0a79563c1ec5da50e2524dd18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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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