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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成为诉讼大国？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为什么孔子倡导无讼？因为在古人看来，“讼终凶”。《易经·讼卦第六》云：“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彖辞”对此又作了补充：“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川，入于渊也。”文字有些玄奥，大致的意思是说：争讼乃由诚信被窒塞而产生，必须加以控制。如果穷争不已，必将导致凶险不利的结局。这种认识，导致“花落讼庭”的“无讼”境界几乎成了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普罗百姓也相应形成“惧讼”“贱讼”乃至“避讼”的传统观念。就像明人王士晋所说：“太平百姓，完赋税，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 这一局面，到了宋朝为之一变。为什么会是宋朝？因为唐宋之交发生了变革，正如黄仁宇说的那样：“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贵族式微，平民崛起，契约时代，全民皆商，都是与前代社会截然不同的样貌。吴钩说：“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于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国家不仅更加注重立法，也史无前例地开始公布法律。宋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直信奉“愚民”政策，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到宋朝，情况为之一变。徐道隣曾说：“宋朝皇帝，懂法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其他朝代都多……所以中国法治，在过去许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这当中，就包括更加注重编纂公布法律。建隆四年，朝廷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与权大理寺少卿苏晓等撰集《刑统》三十卷和《编敕》四卷，“诏模印颁行”。州县官员亦以各种形式“晓示民庶”，例如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九《劝谕榜》就云：“朝廷法令，明白颁告郡县，欲纳民于厚。”加之南北两宋正值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印刷术也带动了法律文本的大规模普及。 在民间，教授诉讼、律文的“讼学”应运而生，民间学法习律的自觉意识蔚然成风，替人书写诉状、教唆词讼的职业讼师、“珥笔之民”也渐次出现。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就记载了当时江西的情形：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各种因素叠加，一时间不少地方出现“诉讼爆炸”的局面。只看判词《清明集》，就能感知好讼之风吹遍南宋大地。例如胡石壁“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判说：“湖湘之民，率多好讼，邵阳虽僻且陋，而珥笔之风亦不少。”蔡久轩“俾之无事”判说：“徽为江东名郡，而有此不美，此观风问俗者之罪也。”佚名“资给人诬告”判说：“婺州东阳，习俗顽嚣，好斗兴讼，固其常也。”马裕斋“哗徒反复变诈纵横捭阖”判则说：“浙右之俗，嚣讼成风，非民之果好讼也，其中一等无籍哗徒，别无艺业，以此资身，逐臭闻腥，索瘢寻垢，事一到手，倒横直竖，一惟其意，利归于此辈，祸移于齐民。” 好讼之风不仅在地方上呈燎原之势，甚至有所谓“诣阙”上诉，直达朝廷者。宋真宗曾对王旦说：“广开言路，理国所先，而近日尤多烦紊。车驾每出，词状纷纭，洎至披详，无可行者。”在南北两宋，国家也格外警惕诉讼爆炸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许多措施，以避免成为诉讼大国。过去有一些观点认为，这些限制是“对私权的漠视、侵害，对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的践踏，也大大减少宋代法律文明进步的色彩”，但平心而论，宋代的开明程度远非各朝所能比，那些限制措施也并非一概消极，对此略作梳理，即使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曰宣明德化。“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强调的是法治与德治各有其功能。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教化为先，刑罚为后。如果平时注重宣明德化，则风俗既美，诉讼便少。所以自古官府就将“厚人伦，美教化”当作自己的天职。胡石壁《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就曾引述唐代两位刺史的史迹：“唐李正一为常州刺史，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而人人知劝。裴焕之为宣州刺史，亦举行此，歌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7bec5617660e52ea551810a6f524ccbff121cae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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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