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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 译文：“我的文采就像有一万斛水的泉源一样，（随时）随地都会涌出。（如果）在平地上，文思不断如汩汩流水，即使一天流淌千里也不算难。等到它随着山势石型弯曲，随着（遇到的）事物变换形式，却不能知晓。能够知晓的，通常是（在我的文思）应该继续的时候继续，（在我的文思）不能够停止的时候停止，就是这样罢了！别人，即使是像我一样（有文采）却不能像我这样了解自己啊。” 穷而后工的理论大体上是指文人愈加穷困潦倒，就愈能创作出惊世之作。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人是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淮之外，见虫鱼鸟兽风云草木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沉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该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者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便道出了“穷而后工”的原因所在。 所谓“穷而后工”之“穷”，不单单指生活条件恶劣，贫困，仕途坎坷等物质的“穷”，更深的是指有志难酬，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等心理上的“穷”。而所谓“工”的文学，都是能够传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是作者经历了艰难的人生之路后诞生的。屈原遭奸人所害而被流放，满怀报国热情，却落得这般下场，屈原承受着悲伤，愤然写出了《离骚》这片流芳百世的名作；孙膑遭忌，两膝被剜，去了盖骨，这钻心之痛他承受了，大志不衰，且修成了一部千古佳作《孙膑兵法》……就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起身，其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些文人没有经历磨难，就不会创造出好的文学作品。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穷困是作家的不幸，却是文学的万幸。恰恰是因为“穷困”，才能激发人的心灵，激活人内在隐藏的潜能，从而爆发激昂悲慨的创作力，写成千古传颂的奇文，这种痛苦对于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穷而后工，工源于穷。” 这个命题的提出不是突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铺垫的，其直接来源是韩愈的“不平则鸣”的论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2]他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不平的思想感情，而这种“不得已”或言“不平”的思想感情正是源于现实物质世界的不自由，或不公平的生活遭际。这就成了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动力，只有经历的“不平”多了，所“鸣”出的声音才会更动听更感人。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荆谭唱和诗序》进一步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3]那么这是不是就是“穷而后工”的理论的源头呢？我们说不是，与“穷而后工”理论比较接近的论说还有很多。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从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事迹和理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4]贤哲在当代不得志，不被容于世，然后就把这种不得志的穷困和痛苦发泄到文学作品中去。其作品在当代也必不得志，难行于世。但是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永远将真金埋没。综观古今文学史上的佳作大多是因不得志而激发起创作兴趣而终成千古流传之文的。 就是从唐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穷而后工”的影子。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大家所熟知“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而这实际上又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理论是极为相似的。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166af02cc175527072208a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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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