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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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不同的人们联系也更加密切紧凑,相互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就迫使我们需要运用新的思路与方法去解决出现的新的问题。由此原本许多相互独立的学科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趋势。

而作为社会科学中显学的经济学与起源于哲学社会学(一开始是处于一个边缘性地位的学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或者说当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学不关心社会问题,社会学也不关心经济问题。这两者也不得不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一门学科——经济社会学——来研究与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这门学科运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等方面。

理性选择就被经济学家实际运用来研究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反应包括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

那么什么是理性选择呢?理性选择就是效用最优化或最大化假设,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理性选择理论起源自公共选择理论。包括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模型,安东尼·唐斯的官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其后逐渐发展出联盟理论、交易理论、博弈理论、投票分析和科层决策等理论形态。或者说理性选择也是指: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经济行动的参与者被视为一种经济动物,或说“经济人”。这种人以经济利益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并根据最大化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方案中进行选择,利用自己精确的计算来确定合适的行动方案。

这其中以霍布斯的交换理论、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即强调关于“弱关系力量"的研究)在当下最为流行。

由此,理性选择对经济社会表现在哪,又是通过什么表现的;作用是什么;同时这局限性体现在那个地方?

经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承认要把理性选择放到社会结构、社会网络或社会系统中开展研究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基础,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围绕这个核心,经济学建立了关于经济行为的实质与特征,经济行为的动机、手段、方式,开展经济行为的条件、环境、限制,以及人们在开展经济行为时的组织形式、制度关系和效益模式等十分丰富的范式。

正如贝克尔用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模式来揭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毫不保留地宣布: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经济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这些真是体现了经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所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范围,包括组织和制度;利益与资源;个体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这让经济生活中的“自然人”演变为“经济人”,也使我们要以社会学的眼


光看待隐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去探讨这里面的人们行为反应是如何的。

同时,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发现,理性选择在经济社会学中会出现方法错位和越位的情形。虽然社会学引入理性选择研究是对经济学扩张的响应,表明社会学在这一核心问题上认同了经济学的方法原则,但是,这不意味着社会学完全被动地模仿经济学开展理性选择研究。社会学的视野里,理性选择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走向了微观与宏观结合的研究。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等人都对这个转变作了深入地论述,并且将之解释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宗旨。

任何行动者的理性选择都必须涉及到个人的偏好、欲望、预期和决策,不确定性总是无法排除,而一些表面看来非理性的影响力也会发生常规的影响。事实上,感性选择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社会行为,它作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比理性选择更基础的地位和意义。因此,过分强调理性排斥人的感性方面必然成为包括科尔曼和格兰若维特在内的所有理性选择理论共同的缺陷。

尽管理性选择十分强调理性选择就是效用最优化或最大化假设,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研究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因为效益最大化只有在经济利益上才可以明确地界定,并进而开展模式计算,而在社会声望、社会地位、道德伦理等非经济因素上,效益最大化不仅是模糊不确定的(即无法准确界定其边界),并且也是不可计算的。因此,经济社会学家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主张计算那些无法计算的非经济因素的效益,实质上是制造了一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方法错位和越位的错觉。

就此而言,当下热火朝天地把社会学经济学的一些原则方法和范式简单粗暴的相结合,并推及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时,确实有必要对理性选择的适用原则方法做出深入地思考,效益最大化这些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原则和理性选择的适用范围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成立。

这正如后来的经济社会学家阿罗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纯粹个人的理性选择也有可能产生社会选择的悖论。所有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于理性选择理论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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