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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县村名文化初探 班级：11对外汉语 姓名：王 雷 关键词：村名文化 命名 研究 村名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村名的产生、发展、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它必然蕴涵着大量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等人文气息。这样，研究村名也就有了重要的意义。作为古虞文化发祥地的虞城，从古到今的村名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虞城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成为城市的无形文化资产。本文通过对虞城村名的分类探讨，揭示村名文化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虞城，为虞舜子商均封地，迄今已有4000余年历史。《禹贡》载：禹分天下为9州，黄河之南曰豫州，虞属豫州地。禹受舜禅让后封舜自商均于虞，称有虞氏（后称虞国）。商均后裔虞思、虞遂相继为君。周封殷后微子于宋，号宋国，虞属宋国，周赧王29年（公元前286年）齐、楚、魏三分宋地，虞属魏地，秦置虞县，隋置虞城县。虽以后历朝历代虞城的领域及其归属地有无数次的变更，但是，虞城作为特定的地名一直沿袭至今。 一、集市文化与虞城县村名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唐宋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坊市制度废弛，草市、墟集贸易日渐活跃。宋代已有不少墟市征收商税，还有一些草市、墟集更因交通便利、贸易繁盛，逐渐发展为镇。在虞城县的地名当中如：张集、大杨集、杜集等。还有的发展为乡，如：刘集乡、沙集乡、闻集乡、郑集乡、乔集乡、古王集乡等。这些乡镇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同时，乡镇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虞城地处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还有的并没有发展为乡镇，像赵集村、沈集村、李集村、郭集村、陈集村等，只是在原有的规模上有所扩大，人口有所增加。 这些原来规模相当于草市的集市以“集”命名，并逐渐壮大起来，与它们具备逢集的定制有很大关系。 店集农历单日逢集，三月十九、十一月十一、十二月十一逢古会。店集乡(魏顾堆双日逢集，每年农历二月二、四月八、九月九及腊月初一逢古会。芒种桥农历双日逢集，三月初三、十月初十有古会；蔡道口单日逢集，陈集单日逢集，党洼村武津关单日逢集，蒋庙许庄村单日逢集。 庙会是农村集市的另一种形式。庙古代本是供祀祖宗的地方，古代中国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以建立家庙。在虞城县的地名当中有很多是以姓氏与庙组合为名村名。如：蔺庙、李庙、丁庙、马庙、朱庙、田庙、高庙、侯庙、赵庙等。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混在一起，蜕变为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人死曰鬼 ”，庙作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文人武士，如文庙——孔子庙，武庙——关羽庙。村庙又称社区庙，指民间信仰性质的公共性庙宇。民间庙宇众多，有“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之说，有时一个人口较多的自然村其庙宇有多个,是古代村社庙宇制度演化的产物。 二、虞城县村名命名 第一类、姓氏与虞城县村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文化大国。姓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把村名文化与姓氏文化放在一起研究必有重要意义。 姓氏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秦汉以后,姓氏合一,通称姓或兼称姓氏。许慎（约公元58—147年）在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 刘恕在《通鉴外纪》讲：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在中国农业社会，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它是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又是宗法制度的表现。各地民系和家族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以土地为依托，形成传统的聚居习俗，各个地名也就往往以其姓氏并地貌特征和人文特征而命名。 据统计，在虞城县村名当中，有90%以上的村名都有姓氏或多或少的参与，村的命名多为姓氏与庄、集、楼、阁、庙、寺、寨等组合。以下探讨以姓氏与庄的组合为例。 虞城地处中原，为中国古代群雄逐鹿之地，历代封建主多青睐于此，八大古都中，有四个位于今河南境内。因此，封建主的统治能够对虞城产生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伴随着中国古代王朝发展与兴盛，具有中国特色（A.典型的庄园是一个村为一个庄园B 有集体使用的场所C 能自己生产生活用品D 庄园主原则上不向政府纳税庙）的封建地主庄园经济也得到发展。掌控庄园经济的封建地主多是一个大家族，因此，与“庄”有关的村名多来源于此。如：杨庄、袁庄、张庄、关庄、刘庄等，这一类是有单姓和“庄”字构成；潘耿庄、刘杨庄、高范庄、张马庄、杨范庄等，这一类是由两个单姓和“庄”字组成;还有的是由方位名词+姓氏+庄构成，南祝庄、西王庄、前余庄、南王庄等，这是一种，与上一种相仿，这一种由形容词、姓氏和“庄”字构成，但没有固定的位置，如小王庄、刘大庄、小崔庄、高小庄等；此外，还有一类由人名或官名与“庄”字构成，如张灿庄、李苟庄、郭方庄、王珍庄、李大夫庄等。 还有一类不得不提，不同于由姓氏与庄园构成的村庄，它们具有明确地指向性，在以前担负某种经济功能。如：米庄、菜庄、马庄等。第二类：楼与虞城县村名 第二类、楼与虞城县村名 “楼,重屋也”。——《说文解字》。虞城县村名当中单姓与“楼”组合成的村名有很多，如：赵楼、姜楼、孟楼、张楼、杨楼、王楼、孙楼、李楼等；有的是一个修饰词如“大、小”等形容词或者数词等与姓氏和“楼”组合到一起，如：大王楼、大侯楼、大刘楼、小赵楼、蔡小楼、薛小楼、四倒楼、郭七楼等；有的是因对某个人表达敬意而形成的村名，如：陈老楼、韩老楼、李老楼等;如“举人楼”这般，村名虽不长见，但也记录了古代虞城地区的文化教育状况。 第三类：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的村名 1、反映人们的生产状况 油坊类，如：丁油坊、崔油坊、徐油坊等；菜园类，如：吴菜园、李菜园、孙菜园、张菜园等；井类，如：三里井、七里井、八里井、潘井等。此外，还有二桑树、麦仁、土坷垃等。 2、反映人们的宗法观念、拜神思想以及对良好品行的追求 赵祠堂、袁牌坊、玉皇、宋火神、门神楼等，值得一提的是由姓氏与“尧”字组合成的村名。“尧”为传说中上古帝王名（为传说中上古的贤明君主。后泛指圣人）。在村名文化探索中就发现有钟尧、左尧、彭尧、孙尧等村名。 3、反应人们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追求 民主村、幸福村、保卫村、治安村、新民村、利民村等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村庄，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诞生在虞城这片热土上。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印证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三、历史文化与虞城县村名 店集乡，相传汉朝名将韩信率兵打仗在此屯兵修整，名“韩信店”，后简称店集。大杨集镇，古代名为菩萨堌，后因该集系明代刑部尚书杨东明庄园而得名。谷熟镇，古为商都南亳，春秋为宋之谷秋丘。鲁桓公、宋殇公、燕宣侯曾会盟于此。东汉建武二年（26）曾封更始帝刘玄之子刘为谷熟侯，邑于此，后置谷熟县。界沟镇，古为虞国南塞，因镇南2公里处有宽为数米的虞国边界御敌之壕沟（现为豫皖两省分界线）故得界沟之名。利民镇是一座具有4000多年历史文化名镇，史载舜之子商均封于此，建立古虞国，建都纶城（古利民镇东南）。竹园村，因作为汉梁孝王“修竹园”遗址而得名。古王集乡，此处为宋代状元王尧臣故里。后改称黒固寺。清同治三年，村民为避战乱，以土山为中心筑寨，起名“鼓心王集”，后误称“古心王集”，简称“古王集”。营郭镇，相传此处因作为古代的练兵场而得名，金代名为“营郭镇”。花寺，原名“法华寺”，是明代大寺院之一。营盘乡，该集系古老集镇之一，原名“仁风集”，因集市交易童叟无欺，仁义成风而得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曾在此安营扎寨，后改称“营盘集”。稍岗乡，因县内旧有“三岗十八固”，稍岗居南稍而得名。芒种桥，相传此处曾有一座石桥，明代秀才毛仲所修，因名“毛仲桥”，后谐音为“芒种桥”。贾寨，该寨筑于清咸丰十年（1860）。当时设四门，东称“东望纶城”，南称“气蒸古亳”，西南称“南通睢阳”，北称“声震河阴”。因时贾氏倡修，故名。相传筑寨时有周围360个村的民众参加，筑成后在寨内划片定居，始名“安良寨”。 地名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存在，把握住其脉络，了解地名产生的背景及探知地名本身蕴涵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能提高人们对地名文化的理性认识，更好的发展地名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能够为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经验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虞城县志编纂委员会《虞城县志》，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2]陈桥驿《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 [3]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1fdbc0cf78a6529647d530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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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