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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内容收集 南极洲上空的臭氧空洞日益扩大，喜马拉雅主峰的冰川日渐消融，海平面的上升迫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举国搬迁，厄尔尼诺现象愈加频繁发威……现实向世界敲响警钟，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迫在眉睫。2005 年2 月16 日，当旨在通过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抑制地球变暖进程的《京都议定书》在历经七载的纷争与磋商后终于正式生效时，全世界关心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人士都欢欣鼓舞。《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标志着人类在对抗全球变暖的行动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在环境、能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环境意义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联合国总部获得通过。为了能在较短时间里最大力度地吸引各国的加入，该公约几乎以国际宣言般“软法”的形式通过。它只规定了关于防止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 却并未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的措施，且利益的冲突尚未浮现。自其生效后，各缔约方几乎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它的进一步实施依赖于缔约后的续展谈判，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性的议定书。 为此，于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 各缔约国经过异常艰苦的谈判,终于制定了《京都议定书》, 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化减排和限排指标。议定书规定, 在2008 年到2012 年间, 发达国家包括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削减5.2%。其中最大排放国美国削减7%, 欧盟各国8%, 日本减少6%，加拿大削减6%，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 年水平上, 而发展中国家包括几个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如中国、印度等并不受约束。 《京都议定书》是一个对具体减排目标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协议，第一次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气限排额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承诺削减温气排放、遏制地球变暖的唯一一项国际公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保国际文件,标志着人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小步,而在灾害自救的道路上却跨出了关键的一大步,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温气排气限额并不能十分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的趋势，很可能只是“画饼充饥”，而且在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问题上仍存在科学上的争议。如英国《卫报》评出的2008年十大环境新闻中有这样一条：未来一万年冰河时代再度出现，而具有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对于阻止严寒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科学上的争议使《京都议定书》可预期的直接环境效益难估，美国的拒不接受更使其实际效用大打折扣，因此，其环境意义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于国际环境法和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以及为人类共同应对环境危机指明方向，带来希望。 经济和政治意义 《京都议定书》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是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意愿的有机整合，因为它的实施将涉及到各国减排目标的履行、国际间的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等许多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问题，议定书的实施对于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具有重大意义。 “花钱换减排”的“京都模式”，使《京都议定书》更像是一个贸易条约而非环境条约，它的实施必然会对世界的贸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首先，附件一缔约国履行减排义务将会造成国际贸易体系波动，从而间接影响非附件一国家的经济福利状况。国际能源贸易量的下降很可能会使能源出口国如OPEC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像中印等能源进口国却会因石油价格的下降获利。其次，“碳泄漏”问题有可能使得不同类型的缔约国在竞争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缔约国的减排行动将促使其产业结构向降低能源密度的方向调整，导致它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如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向非附件一国家转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不仅发达国家自身丧失部分能源密集型产业中的竞争优势，导致竞争力丧失，还会刺激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从而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此外，《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还将对国际资本流动和推动能源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推动低碳技术和高能效技术的创新与扩散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越过《京都议定书》的现实经济意义来看，《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小布什执政以后大力推行单边主义，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不是在美国领导（甚至未获得美国支持）下而采取的一次集体行动，颇具象征意味。与此相反的是，欧盟在改变气候上主动承担领导责任，一改“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大大提升了欧盟的国际地位。为履行减排义务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成果也将推动欧盟的一体化进程。 据分析，《京都议定书》至少存在法律、环境和政治上的三重目标，而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将政治目标置于优先地位，而环境目标仅仅是象征性的。在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尽管各利益集团存在一定分歧，但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问题上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温气排放大户不履行减排义务也正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也呈现出进一步分化的趋势。能源输出国担心温气削减会给其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南美国家和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想通过尽早地实施CDM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许多生态脆弱的小岛国家则希望中印承担实质性的减排责任。因此，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中印等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承诺限排或减排义务可能面临国家安全挑战。首先，如果中国过早承担或承担超过自身能力的减排义务，不仅将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还会使我们失去未来的发展空间。其次，无论通过CDM 还是ET，中国一旦参与全球排放市场,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的竞争，而中国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有效解决种种矛盾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再次，限排或减排使中国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能源结构调整和燃料替代，减少煤炭使用而更多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将会给中国带来严峻的能源安全挑战。最后，当缔约方明确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排或减排义务后，遵约问题可能使国家主权面临严峻挑战，例如国际非政府组织(NGO) 地位日益上升，可能构成对政府权威的制约。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40d6ecd514de518964bcf84b9d528ea80c72f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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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