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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流动 理实-赵权 1840-1905年，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仍以科举制度为主，但此时由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大量传播，科举制度的僵化和不公引起了绝大部分人们的不满。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很大程度就是由于洪秀全4次科举考试失败导致的。为了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引进西学，建立新型学校，改变以儒家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方式。在此期间，清政府开始创立京师大学堂，并规定全国建立的各小学、中学、大学，以学习西学为主。逐步改革科举制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读书人只有科举一条单一的出路，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只能说是一个依附于权力的阶层，无法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19世纪末之后，由于新式企业的出现，特别是那些文化企业的出现，大学、中小学等新式学堂的出现，一个读书人可以不再去寻求做官、做记者、做编辑、做教师照样能生活下来。此时，科举制度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直到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光绪皇帝的一纸谕令所终结。 统治阶级废科举是为了加快现代化进程，维持清王朝统治。但废科举也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知识分子的产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经济上的相对独立，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一些新生事物——银行、书局、报馆、工厂、学校……的出现，他们才有生存空间。在未创立替代制度的情况下仓促废除科举，对准备科举者的士人出路缺乏妥善安排，教育与考选体制的衔接不畅，直接导致人心急速涣散。传统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导致了社会势力的重组，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土崩瓦解。 而此时的中国，仍以农民阶层为主，同时工人阶级开始出现。在鸦片战争后期，由于新兴的军阀、官僚地主和工商地主的大批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大量的土地被兼并。于是自耕农迅速减少，无地农民迅速增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广大农民在农村无以为生，被迫离乡背井。其中，一部分进入城市或矿山，转为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前身。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中。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到194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总数达到200万人左右。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崛起提供了基础。此时的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和剥削，只能勉强养活自己，几乎没有晋升途径，具有很强的革命性。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一直战乱不断。因此，参军，通过军功晋升就成为许多人的一条出路。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许多中国近代的大人物都是在战争中崛起。为了增强部队战斗力，许多势力开始创立军校。清末时创立的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军校前身。而保定军校与后来创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军校，其学员从各系军阀头子到新中国的开国将领，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反侵略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军校也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的选择。 同时，为了改变近代中国科技技术落后的现状，许多势力都积极送留学生到欧美留学。因此，对于贫困家庭中品学兼优的学生来说，公费留学也不失为一种改变自身命运，报效国家之路。在留学生中，以陈独秀、周树人(鲁迅)、蒋志清(蒋介石)以及蔡元培、宋庆龄、马寅初、竺可桢、胡适、赵元任等人为代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与老蒋的黄埔军校成为军事人才培养的摇篮。而为了躲避战乱迁到西南的各大高校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成为科技和文化的摇篮，新中国一大批科学家和教育家都出自于此。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5c50e66bceb19e8b8f6baf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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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