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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亡国之君。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曹彬讨伐南唐，第二年，南唐国都金陵陷落，李后主率领大臣肉袒投降。开宝九年（976年）正月，后主与眷属数十人被押送到宋都汴京，穿白纱戴乌帽，在明德楼朝见宋太祖，封为违命侯。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李煜才被除去这一带有侮辱性的封号，加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他在写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他写的《虞美人》词，有“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句子，传到外面，太宗大怒，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煜死，享年四十二岁。 李煜词的动人之处，王国维《人间词话》有很好的评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其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李后主词是从一己的遭遇出发，却又能概括出、升华到人生悲欢离合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从个人情感中提炼出人类社会整体的情感价值，于是才会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人们早把李后主亡国之君的特殊身份忘却了。 “身世之戚”是“独感”，所以说“小”；“ 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是“共感”，所以说“大”。同样是亡国之君的北宋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在被北掳的路上，写了一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虽然词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等语与李后主词的语意相同，也写自然景象，也写梦回故国，但写杏花、写双燕，景物具体，时空拘限，只让人感到他个人感叹盛时不再的酸楚，难引起人们心灵的沟通。这就只能做到“自道身世之戚”而已。 返观李后主的后期词，是人生已到绝路，在生命尽头创作的。词人已无生的留恋，早有死的准备。作品出于痛彻心肺的人生体验，长歌当哭，所以王国维说是“以血书者”。请看虞美人相见欢：在艺术表现上，他不对身处的环境、周遭的景物作具体逼真的描绘，也就是抽去了作品情感、意象、时空的特定内涵，把它们普泛化，做到了情感的超越、意象的超越、时空的超越。他本来不过是个亡国之君，词中表达的无非是一个从占有（什么都属于他）到失去（什么都不再属于他）的绝望者的哀鸣，但他从人生悲欢离合的角度抒发情感，“春花秋月几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别时容易见时难”、“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就做到了情感的超越。词中所用意象，如“故国”、“雕栏玉砌”、 “无限江山”等，本来都有特定内涵，是指南唐小朝廷；但一旦这些特指意象与泛指意象、虚拟意象相结合，如“春花秋月”、“小楼”、“朱颜”、“春意阑珊”、“流水落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等，意象的外延就具有了宽泛性，这就做到了意象的超越。词人还有意拉开时间、空间的距离和幅度，将过去与现在、白天与黑夜、天上与人间、梦境与现实对照，时而时间闪回，时而空间对比，这就增大了作品情感的容量，使他的哀愁显得好像充塞天地，无穷无尽一般，这种情形，我称为时空的超越。由于这三个超越，使他的作品艺术概括性特别强，于是从独感指向了共感。 杜甫诗，号称“诗史”，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肯定是表达了“共感”的。杜甫诗中的抒情主体，虽然不过是“小我”，但往往与民族、国家、人民融为一体，也就是“小我”融入了“大我”。如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即安史之乱爆发前一个月，诗人从自己平生忧国忧民的怀抱写起：接着通过个人见闻来揭露统治者的荒淫：从而引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这一令人警醒的重大主题。诗歌最动人处，是最后写自己家庭悲惨遭遇的一段：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可贵的是，杜甫将“小我”融人“大我”，由“独感”指向“共感”，他在诗的结尾写道：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百姓动荡不安）。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个人的身世遭遇，已完全融入人民群众的共同悲剧之中，写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特征甫诗歌，在艺术上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事物，用不露声色的写实手法，间接地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这可以说是体现了从“小我”写起的特点。但杜诗的写实逼真，并不等于就事论事，而是从小处、实处落笔，逐渐推广到有关国家人民命运的全局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末段高吟：西方有所谓“复调”小说，“复调”也称“多声部”，原是音乐术语，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音乐作品。而复调小说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声音，它们都独立地存在于作品中，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复调结构。受此启发，我们看诗词的意蕴往往是十分丰富的，甚至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常常用概括主题思想来表示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其实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感情十分复杂，有时很难作明确的概括。下面，以战争题材的诗歌为例，谈谈单一旋律、双重旋律和多旋律在诗歌中的呈现。 过去有一种误解，战争总是统治阶级的行为，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对“反战诗”评价很高。但是，如从文化的角度看《诗经》，其中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存在着复杂的情况，未可一概而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表达爱国热情，写慷慨从军的诗，如《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中的“我”是个复数，意即“我们”，强调的是“同袍”、“同仇”、“同泽”、“同裳”，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把从军出征看成是公民的应尽义务，共同利益把他们集结在一起，持有集体的立场，诗的情绪中是没有个人命运的考虑的，可以说，在这类诗中，个人完全消融于集体之中了。这首诗就是古代的军歌，古代的“军队进行曲”，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强大宣传激励作用。这样的诗歌，旋律愈单一，主题愈集中，态度就愈是明朗，诗歌就愈富有力度美。在后来的唐诗中，岑参的边塞诗更多地表现唐军的声威，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即使是写景，也显得如此绮丽壮美、生气勃勃：“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类诗歌，可能更多地继承了古人尚武的观念诗经》中的确也有表达反战情绪的诗，如《唐风•鸨羽》，全诗是一种控诉的口吻，渴望结束战争，过安居乐业的生活：“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又《小雅•四牡》：“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不遑将父。……不遑将母。”《毛传》解释这首诗的涵义说：“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伤悲者，情思也。”这一解释值得重视，因为它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古代战争诗中常见的思想感情矛盾，也就是“私恩”与“公义”的矛盾。正是诗歌主人公存在着“私恩”与“公义”不能两全的矛盾，才产生了“伤悲”的“情思”，回荡诗中，令人难以遣怀。这就是那种双重旋律的战争诗。从表现人性的丰富和复杂的角度看，战争诗中最有现实感和人情味的，也是最有艺术价值的，是双重旋律的战争诗。这可以《小雅•采薇》为代表。诗中唱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里引用的是《采薇》中的关键几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战争诗歌的人本思想，或曰古代的人道主义。诗的主旋律，是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情绪：“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这写的是主人公被国家民族的利益所激起的“公义”的一面。然而，诗中也出现了另一个旋律：“曰归曰归，心亦忧之。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战争无休无止，归家遥遥无期，战争又残酷异常，于是忧虑情绪难免潜滋暗生，这种情绪积聚日久，便会冲破胸臆，发为诗歌，这可是属于“私恩”的一面了。正是由于这种“公”与“私”的矛盾，造成了战士一生的悲剧：“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的结尾，突出了“一个人的遭遇”，诗中出现的“我”，纯是个体形象，可以说，诗中“公”与“私”两个旋律的交织表现，说明了这样一点：战争的胜利，是以战士的一生为惨重代价的！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主题啊！诗是在“莫知我哀”的咏叹中戛然而止的。这位普通战士最终结局，被诗人高明地省略了，留下的艺术空白，等待着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颇有意思的是，在汉乐府民歌中有一首《十五从军征》，仿佛就是为了接续这位“行道迟迟，载渴载饥”的战士归家后的遭遇而写的在这首诗中，将为了“公义”而“十无从军征”的过去隐去，而将“八十始得归”以后的“私恩”一面突出地展现于读者眼前。双重旋律的交织表现，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战争、边塞诗歌的创作。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在玄宗以前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老百姓平时务农，农闲练兵，战时出征，服役期限在21岁到59岁之间，有的人刚成丁就从军，到60岁始得免役归来，“万里长征人未还”就透露了这一消息。王昌龄的另一首边塞诗《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关于这首诗的主旨，历来有些争议，而在我看来，这种不同意见正从一个侧面说明，诗的主旨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么单纯，仅仅是表达唐军杀敌卫国的决心。即使是全诗最豪壮的“不破楼兰终不还”一句，清代学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认为：“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无日看，倍有意味。”这就指出了其中贯串着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相冲突的双重旋律。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说：“用一‘终’字而使人读之凄然。盖终不还者，终不得还也，连上句金甲着穿观之，久戍之苦益明，如以为思破敌立功而归，则非诗人之本意矣。”这种意见颇值得我们细味之。双重旋律的作品，在宋词中有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词中一方面表现了将士们“燕然未勒归无计”的为国立功、封侯疆场的“公义”之心，另一方面又写“浊酒不杯家万里”的思乡之情，词以“将军白发征夫泪”结束，可以说“私恩”盖过了“公义”一面。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faeea1c82eb6294dd88d0d233d4b14e84243ed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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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1
